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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关地震捐款的公益研究报告，将在8月底发布。其研究者—基金会中心网和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正在收集、整理、分析从汶川地震后到雅安地震后的募捐数据。2地震捐款5年流变2　　一个有关地震捐款的公益研究报告，将在8月底发布。其研究者—基金会中心网和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正在收集、整理、分析从汶川地震后到雅安地震后的募捐数据。 　　汶川，玉树，雅安，定西，数年来地震的发生，中国的基金会的数量从1500多家跃升为3200多家，地震捐款也逐渐从权力主导过渡为市场选择。 　　汶川地震后，政府指定16家公募基金会募捐，八成捐款或入政府口袋；玉树地震后包括民间的所有捐款要“汇缴”政府；雅安地震后则情势大变，民政部“第一次退出接收捐赠”，民间的壹基金募款首超红总会排名首位；但到定西地震时又陷入沉寂，这场堪比雅安地震的灾难得到的关注度和捐款都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垄断权力渐渐退出公益市场的过程”。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评价。 　　 定西地震为何捐款少？ 　　“前者到3个多亿的时候，后者才300多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如此描述今年壹基金在雅安和定西地震中所收捐款数量的悬殊。“可定西的受灾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雅安??？” 　　“7·22定西地震”后第7天，官方公布，截至7月29日，岷县灾区已接收社会各界捐款668.27万元、物资价值约1.95亿元，定西红十字会已接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及社会各界捐赠的抗震救灾物资价值达1139万元。7月28日，据不完全统计，壹基金共募款300万元左右(不包含物资捐赠)。 　　“4·20雅安地震”后第7天，根据互联网数据信息整理统计，截至4月27日，全国共有115家基金会参与地震救援和重建，共募集款物10 .49亿元人民币；红会系统收到社会捐赠款物5.66亿元，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收到1.27亿元；中华慈善总会共接收款物4917.8万元。 　　“雅安地震时，天猫店、淘宝店、官网，灾后几天每天都在临时提高捐款总额的上限，公众的热情汹涌而来；而定西地震，到第3天我去查了下账，捐款才区区几万块”。唐艺蕾说。 　　“这是为什么呢？”8月4日的一次公益人和学者的聚会上，唐艺蕾和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等也展开了讨论。“5·12汶川大地震时甘肃也受灾，今年雅安地震后甘肃岷县又来一次，但每次相对于前一个灾区，甘肃的关注度都很低。” 　　定西岷县到兰州开车要5个小时，是知名的国家级贫困县，“相对于雅安生活水平差很多，房子的质量也差，所以震后灾民的生活陷入困顿，救援的需求其实很大”。唐艺蕾说。 　　但汶川地震后公众对地震救援积压的热情，“似乎在雅安地震一下子释放完了”。壹基金在定西地震前线召开的媒体沟通会，“和雅安地震的几十家媒体的记者相比，这次就没见到几个”。唐艺蕾认为，“现在媒体对灾难的报道，应该是事件性的而非制度性的。” 　　行政干预转向社会选择 　　基金会中心网和邓国胜教授正在分析从汶川地震后到雅安地震后的募捐数据，计划在8月底基金会中心网的三周年年会上推出对比报告。“这是一个逐渐退出权力主导、捐款人用脚投票的过程。”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说。 　　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未来可能不再具有行政性募捐的权力。 　　云南省的动作，和雅安地震时期“民政部第一次退出接收捐赠”形成呼应。4月22日，民政部曾发出《公告》，第一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这意味着全国3000多家公募和私募基金会的救灾募捐都不再受限制，甚至一些草根“民非”也可以变相地接收捐款和物资了。截至目前，雅安地震共有160多家基金会共募款16亿。正如邓国胜所说，这是救灾捐款募集“从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社会选择机制”，可谓历史性的转折。 　　“以往发生自然灾害时，除了政府依照特定法律可以接收捐款外，还有法外规定，除政府外只允许红会和民政系统的慈善总会接收捐款。”徐永光说。根据2008年4月份的规定，真正具有募捐资格的只有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其数量非常少。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曾出台了一个文件，临时批准了青基会、宋基会、儿基会等16家没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经过民政部批准后也可以募捐。 　　而在2009年8月邓国胜及其同事发布的关于“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等的研究报告则显示，“八成地震捐款可能转入政府财政账户”。其中称截至2008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占了约31%，约199亿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只占了约11%。 　　根据他们的研究，前两个部分中“绝大多数都交由政府部门去使用”，最后一个“可以自行安排使用”的部分，“到了地方红会或慈善会资金往往还是收到政府财政账户，或由地方政府来实际执行项目”。 　　徐永光曾用“五个看不见”来形容当时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见，灾区群众看不见，灾区政府看不见，灾区慈善组织看不见，捐款落实看不见。” 　　这种状况到了2010年玉树地震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年7月7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规定除了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汇缴之外，“13个全国性基金会分别将捐赠资金拨付青海省民政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任一账户”。“捐款和使用大多都签有合同，汇缴如何执行？法理何在？”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妇基会等证实后来这个规定只能不了了之。 　　妇基会：“官办”转型胜出 　　在汶川地震后邓国胜的研究中催生的基金会中心网，雅安地震时反应迅速。4月20日地震当天晚上8点，雅安地震专题上线，4月21日晚8点发布了第一个基金会募捐和资金流向信息的报告，4月23日就联合35家基金会发起成立了“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此后一个月滚动将各基金会的灾后募捐等信息排名公示。 　　基金会中心网的公示将筹措的和已拨付的善款、物资分开统计，已支出和待支出款物的使用明细和方向都专门列出，方便公众查询。5月记者曾上中国红十字会的网站查询雅安地震募捐相关信息，在首页上也公示了总会和红十字会系统接收社会捐款和捐物的总额，但没有公示使用明细。记者再上中国慈善总会的网站，显示“网站正在建设中”。 　　也正是通过基金会中心网，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雅安地震的捐赠款物总额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已经升至第三位，以1.3亿排名仅次于壹基金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前两家基金会的民间色彩不同，妇基会这样的“官办”基金会是靠什么胜出呢？“这和该基金会近几年的大力改革不无关系。”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说。 　　“与汶川地震时的社会总动员，公众参与度和积极性前所未有不同，雅安地震救灾，公众对公益单位充满质疑，对于通过公益组织参与救灾趋于理性，对捐赠物资的发放与资金的使用都非常关注，要求捐出第一时间就要图文并茂地得到反馈，尤其是物资捐赠。”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说。 　　妇基会的募捐信息披露在雅安紧急救援阶段每天更新，到过渡安置阶段3天一更新，“不仅公示捐赠款物的使用流向，还把款物落实的过程也完整披露，保证准确度”。 　　“但是与汶川地震时不同，雅安地震救灾工作的开展有政府统筹安排，例如捐赠款物都由民政系统统一安排。这给妇基会的赈灾工作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捐赠物资发放方面。” 　　汶川地震时政府对社会公众捐款实行政府指令，而在雅安地震时，秦国英看到“政府对社会公众捐款过渡为市场选择，对国有企业仍然保持政府指令的方式，比如一些国企捐款要统一交到慈善总会”。 　　在妇基会关于汶川和雅安地震的捐赠资金对比表中，企业员工和公众的捐资从35%上升到67.4%，其中企业员工捐款约占了66.9%，大部分为国企员工；外企的捐资也从3%跃升到17.1%；国企则从4%下降到2.3%；而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捐资则从38%下降到1.6%，其中大部分为协会和其他基金会捐资，和汶川地震不同，到雅安地震这些基金会自己也有了执行能力。 　　背靠妇联六级组织网络的中国妇基会，今年已经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转型为真正的基金会，五六十家稳定的合作伙伴中，最多的还是中石油、中海油、新华人寿这样的国企，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沃尔玛等跨国企业也是其长期合作伙伴。 　　“外企太重视中国的市场了，从公益营销的角度来说，这些企业都希望拓展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履行社会责任。”结果就是雅安地震后秦国英频繁接到这些企业的捐赠电话。 　　“在中国的企业愿意捐给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捐款的主体是企业，主要用于搞硬件建设，政府再匹配资金和挂牌，企业、官办慈善组织和政府形成利益铁三角；而在美国，捐款的主体是个人，主要用于支持公益组织的人工成本。”徐永光说。 　　秦国英却看到这几年来公信力的重要，“公众参与是最稳定的公益资源，企业如果出问题，资金链就断了，企业也不愿意捐款给有问题的基金会”。适应形势进行了去行政化和工作方式社会化的改革，妇基会每年还接受普华永道公司和国家审计署的审计。2011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它的筹资额反而比上年提升了50%。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ohu.com/20130814/n384111662.shtml

    北京探索“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不再以家庭人均收入为救助基本标准 　　新京报讯 (记者闫欣雨)2015年前，北京将制定低收入群众收入倍增计划，适当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和项目，并探索“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即不以家庭人均收入的多少作为救助的基本标准，而是以支出决定今后救助的内容。 　　北京将推进“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首都民政事业改革发展纲要(2013-2015)》(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加快推进管理精细、城乡统一、“发展型”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2015年以前制定低收入群众收入倍增计划，适当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和项目。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以前救助说的是生存问题，现在提出一个“发展型”的问题，生存向发展的转变意味着不光是解决吃，解决温饱，还要强调发展技能的培养和掌握，所以更多的是要给受救助者能力，而不仅是吃的东西。 　　李红兵说，发展型的救助更多是给低收入群众生活的能力，这和收入倍增计划连在一起。对于这部分群众如何倍增，是简单拿钱的倍增，还是发展型的倍增，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按需设定医疗教育等救助准入条件 　　《纲要》提到要探索“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按需求设定不同的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准入条件，建立就业、保险、救助、慈善的联动机制，建立“津贴+服务”综合救助模式。 　　据介绍，所谓“支出型”是对应“收入型”而言。以前的救助或者是低保，是以家庭人均收入的多少作为基本标准。实际上，这往往存在问题。在同等收入的困难家庭中，如果一家人中有人患有疾病甚至重大疾病，这就是困中之困。有的困难家庭，家庭成员身体都很好，甚至可以在外面挣钱，而这部分收入又属于灰色收入，没有纳入到可控范围里，那么低保就不是解决他的生存问题，而成为他额外获得的一笔钱。 　　李红兵说，“支出型”是改变“收入型”救助的重要一点，以支出来决定今后救助的内容，“支出型”救助不再是蜻蜓点水，只解决表面的方式。以后的救助将是综合的，可能集合来自民政低保、医疗救助等各方面的救助，集中实施救助。所以建立就业、保险、救助、慈善的联动机制指的就是把钱和服务连在一起。 　　■ 链接 　　下半年制定困难群体收入倍增方案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北京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但现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北京城乡居民收入距离年初设定的增加7.5%目标还有一定差异。因此，下半年还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 　　市财政局表示，下半年将突出财政保障民生的投入重点，增加对群众出行、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同时，落实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研究完善财政政策措施，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市发改委主任张建东提出，下半年要加快城乡居民增收步伐。在落实北京促进就业增收的各项政策的同时，加强企业工资分配指导调控，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并制定困难群体收入倍增方案。 来源：新京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8-12/101944755.html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超6000万 人身安全隐患严重 　　205.7万独居留守儿童警示农村未成年人监护刻不容缓 　　暑期是少年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时段。不久前，河南信阳潢川县魏岗乡3个孩子溺水死亡，其中两个是留守儿童。湖北孝感市肖港镇蒋寨村两个儿童溺水死亡，1人失踪，三人也均是留守儿童。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中很多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农村继续生活和学习。 　　日前，全国妇联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6万人，占所有农村儿童比重达37.7%，占全国儿童的比例为21.9%。与2005年全国1%抽样的调查估算数据相比，5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人，增幅为4.1%。 　　与其他孩子相比，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除了溺水、中毒、交通事故、火灾等意外事故之外，留守儿童还面临来自其他多方面的安全威胁。 　　首先是家庭劳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员、“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课题组成员潘璐指出，父母外出后，留守儿童也要承担一部分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对于尚未成年的儿童来说，其中不少劳动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一些儿童易被劳动中的工具、锐器所伤，或出现烧伤、烫伤的情况。 　　此外，人身侵害也是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重要威胁之一。2005年，共青团湖南省委发起了一次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在调查所涉及的16个乡镇中，有13个乡镇的农民向调查员反映了包括入室盗窃时打伤留守儿童、对留守女童进行威胁与骗诱和企图拐卖留守男童等事例。 　　“留守儿童存在人身安全问题的根源是家庭监护不力。”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研究中心教授尚晓援指出，父母外出打工，祖父母或亲属如果时间和精力不够，就容易造成对儿童提供的监护缺位或部分缺位。上文中所提到的全国妇联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仅一人外出的占53.3%；父母都外出的占46.7%。在后者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孩子最多，占留守儿童总数的32.7%；与其他人一起居住的占留守儿童总数的10.7%；单独居住的占留守儿童总数的3.4%，人数高达205.7万。 　　对于学龄留守儿童来说，学校监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农村办学条件、家庭教育、落后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留守儿童中容易发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失去学校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进入初中阶段以后，留守儿童在校率大幅度下降，14周岁留守儿童的在校率仅为88.0%。 　　留守儿童还面临社会?；ず桶镏笔У淖纯?。目前，我国社区和农村中专业的儿童托管和照看机构严重缺乏或服务尚不健全，而农村青壮年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儿童遇险时难以得到有效救助。据《信息日报》报道，2012年，江西宜春一村民家5个留守儿童，同时溺亡于村后的一口水塘。出事时，家中老人急忙向村里人求救，却没有找到一个能下水救人的年轻人。因为在这个季节，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外部的安全教育缺失，留守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也远远不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少年儿童发生非正常死亡的原因，55.4%的受访者认为是少年儿童安全意识薄弱。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周宗奎分析指出，十几岁的孩子好奇心强，有逆反心理，做事前欠考虑，容易遭遇险情。每位家长、每名教师都应该担起安全教育的责任，不能临时抱佛脚、让安全教育流于形式，更不能等到悲剧重复上演时才唏嘘、懊丧、惊醒。 　　日前，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中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5部委下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称，将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将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和监护人变化情况逐一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准确掌握留守儿童信息，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工作提供支持。 　　全国妇联报告建议，政府应建立留守儿童动态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将农民工家庭在经济、教育、健康等领域的监测评估指标纳入政府部门常规统计之中。同时，构建学校、家庭、社区相衔接的关爱网络，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村、社区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阵地；以乡规民约的方式推行农村儿童监护人监督制度，建立邻里互助组，对法定监护人、委托监护人的监护进行监督；并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安全?；ぴぞ胗被疲繁Ｒ坏┓⑸侍?，有关人员迅速介入并妥善处理。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8-08/080644690.html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与去年相比，今年康师傅创新挑战赛有一些惊喜出现。例如“贵州希望小学筹建计划”中，大学生动员志愿者募捐了80多万元?；褂屑父鱿钅康牟莆窆婊浅Ｑ辖鳎负踅咏缁崞笠档南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变废为肥”这个项目。“‘七色花’农村留守儿童变色童年关爱计划”的设计也非常有意思。这些大学生把留守儿童父母的照片印到杯子上送给孩子们?？坏菇ィ改感蜗缶驮诒由舷韵殖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也纠正了他们喝生水的习惯。 　　这次落选的项目一是有些超出自己把控范围，二是缺乏现场数据，没有去现场调研。回顾历届的前10个项目，没有一个是纸上谈兵的，热心公益的青年学生应该勇敢走出实践的一步。 　　目前，青年人普遍具有较高的公益热情。一方面，通过像康师傅创新挑战赛这样的公益实践活动，让他们在校园中接触公益；另一方面，很多青年人愿意以公益为职业，但迫于行业现状，最终为面包放弃理想。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资源，鼓励这些热心公益的年轻人，努力提高公益作为职业的社会认可度。 　　高华俊(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是什么最后把学生区分开来？其实在于社会性，就是对社会的认知、社会参与度、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的影响力。 　　康师傅创新挑战赛一直提倡“小公益”的理念。学生们做得项目都不大，但是必须学会回答3个问题。首先，问自己哪些社会问题值得关注，从中学会分析社会问题；其次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能做多少事，进而考虑专业、团队等因素，进行能量整合；最后要想怎么把事情做好，学会设定目标、过程，把资源列入清单，然后去执行。这个过程参与下来，就能解决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历的问题。公益挑战赛的意义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公益专业人士，而是对学生能力的一个锻炼和公益理念的传承。 　　大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能力还需加强。如果没有专业视角，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今年有关注儿童性侵害的选题，学生的解决方案是给儿童普及自我?；ぶ丁Ｆ涫?，加强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并不是解决性侵问题的关键。儿童的保护，99%靠外力、靠社会力量和社会体制，剩下的1%才靠他的自我?；ひ馐?。这个解决方案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原因。 　　做公益不要“大而全”，要“以小博大”。“免费午餐”就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通过一个县试点成功，它最终推动了国家中西部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改善计划。公益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这种示范性作用推动公共政策。大学生的力量是有限的，立足“小公益”，发挥杠杆作用，这才是做公益的诀窍。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8-06/100944628.html  

    晨报讯 剥夺爹妈的监护权；给“苦”孩子发补助；为受虐待的孩子提供庇护所；孩子逃学、辍学，学校有义务通知居委会；社工有权入户教育“坏”爹妈……北京市正在建立“受伤害未成年人发现、报告和响应机制”、“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救助帮扶”试点工作。试点区县已选定朝阳区、丰台区、密云县。     北京市民政局昨天下发《开展未成年人社会?；な缘愎ぷ鞯耐ㄖ贰Ｊ缘闱厥紫纫粤骼似蛱?、失学辍学、留守流动、监护缺失等各类困境未成年人进行排查摸底，建立“档案”，制定帮扶计划，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居委会联合社工组织入户随访，开展对家庭监护的监督；对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村居委会应支持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向法院起诉撤销其监护权，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试点街道要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等机构，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政策咨询、临时照料、监护指导、帮扶转介等服务。 来源：北京晨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8/06/28308356_0.shtml

    据《人民日报》报道 近年来，社会上对养老“双轨制”议论颇多。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制度的最终统一，也就是“并轨”，这个大方向是明确的。 　　正研究顶层设计方案 　　胡晓义表示，“并轨”的大方向是明确的。实际的推进，要考虑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机关事业单位现行退休养老制度已实行60多年，从以往的经验看，对这类“老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才能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减少社会震荡。另一方面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也需要继续改革完善。所以，所谓“并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并入”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而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改革和推进，最终取消“双轨制”。 　　目前，人社部正在抓紧研究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将在适当的时候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方案成熟后，所涉及的各项改革举措将逐步实施。 　　多措施解决差距问题 　　胡晓义说，目前，国家已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动养老“双轨制”所导致的不合理差距问题的解决： 　　一是从2005年开始，连续9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对反映差别较大的企业退休高级职称科技人员，在这几年调整待遇的过程中一直给予倾斜。同时，对退休早、养老金偏低的高龄退休人员的照顾，已形成机制。 　　二是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2008年国务院确定山西、浙江等5个省市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但事业单位分类人事制度、工资制度、财政体制改革与之紧密相连，需要同步推进。 　　三是加快推进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进一步提高职工在退休后的生活水平。 来源：新京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ohu.com/20130805/n383358055.shtml

    新华网上海７月３１日电（记者王蔚　李江涛　毛海峰）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８０００多万元汶川地震捐款被挪用”等多起事件受到公众质疑。捐款者希望知道，自己的善款到底何去何从？有关人士认为，这暴露出我国慈善事业在管理体制和监督问责上存在严重问题，成为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 　　慈善领域立法严重不足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７部，但多数不是专门用于发展和规范慈善事业的法律。仅有１９９９年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２００４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呼吁已久的全国性慈善法迟迟未见出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ＮＧＯ（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认为，现有慈善领域法律位阶低、规制少、协调差、缺位多，对于捐赠人、志愿者、公益组织、受益人等慈善事业的主要参与人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对于借慈善之名营利、谋私等行为缺乏必要的威慑和惩治，致使慈善领域出现许多超越底线的丑恶现象，严重贬损慈善事业的形象。 　　立法的缺失导致慈善事业无法可依。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说，首先，造成公众甚至慈善组织从业人员对一些慈善公益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如什么样的组织和项目属于慈善的范畴，与营利性组织、商业行为的边界在哪里等。 　　其次，已出台的有关法律法规往往由平行的政府部门分别起草，缺乏整体规划和协调，分别针对慈善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例如《公益事业捐赠法》针对公益捐赠，而捐赠只是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个环节，对于募捐、捐赠人的权益等缺少明确的规定。 　　慈善组织公开透明度不高 　　业内人士认为，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是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保障。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说，目前国内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公开和透明度都不够高，这是公众质疑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深圳调研看到，一项对深圳南山区民间慈善组织的调查显示，登记部门对民间组织的监管方式主要是年检，而年检报告是由民间组织自己填写，其真实性如果不查无法核实。通过翻阅这几年的年检报告发现，年检报告非常不完善，有些报告年度财务经济状况一栏为空白；有些填写的费用支出明细与总支出金额不一致；还有的干脆不参加年检。记者了解到，各地民政部门由于人手紧张，也没有精力进行严格监管。 不仅人力资源匮乏，而且缺乏评估标准。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指出，在日本，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管是按项目来评估，特别是政府经费项目不仅要做可行性、合法性论证，还要论证项目成本。而我国民间慈善组织是按照年度和时间评估。如果民间组织资金来源是从政府得到的，基本都实行政府采购、合同监管的方式。但是合同签了之后的细节如何落实，往往监管不到位。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认为，应调整重审批、重入口控制的慈善管理体制，在适当降低登记门槛的同时，尽快建立起综合性的监管体系，从政府监管到法律监管和社会监管。 　　在这方面，英国的监管模式值得借鉴。王名指出，英国设立了监管机构“慈善委员会”，这是一个有部分立法权的独立的国家机关。它对民间慈善组织采取分类监管的方式，绝大多数的社区型小组织，依法进行行业监管和自律；较大规模的民间组织，或者委托专门的中介机构监管，或者政府直接监管。同时，还建立２４小时的全国性公益举报和迅速及时的受理机制，对民间慈善组织进行社会监管。 　　美国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值得学习。曾经在美国学习的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庄爱玲说，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了慈善服务组织和基金会负有向政府税务部门和社会公开其财务、活动等信息的责任。无论官办还是民间慈善组织，定期的信息披露措施，使民众看到或了解到自己捐献的钱物最终是用在帮扶困难人群的身上，慈善组织才会得到公众的信任。 　　加快立法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慈善事业在我国公益事业领域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已成为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专家建议，完善和健全慈善监督制度应纳入慈善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建设的框架内，加快慈善立法和监督体系建设，完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并充分吸纳社会各方意见，做好统筹引导。 　　第一，推进全国性《慈善事业法》尽早出台。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国家应加快慈善事业立法进程，公开立法草案，在广征民意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及时出台《慈善事业法》及其配套法规。 　　第二，完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王名建议，尽快出台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系统化、可操作性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包括：信息公开的主体、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信息公开的主要方式；信息公开的监管和问责；信息公开的法律责任等。 　　第三，打造全国性慈善信息平台。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认为，应加快规范慈善捐赠行为，及时向社会公布善款的用途和去向。加强对慈善组织特别是其重大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管理，强化外部审计监督，以良好的公信力取信于公众。同时，利用前沿技术整合现有资源，由民政部牵头打造一个全国性慈善信息平台，既供慈善组织无偿、便捷发布信息，也为社会公众提供慈善信息服务，接受咨询、投诉、举报。 　　第四，培育发展独立第三方机构等支持组织。应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推动建立独立的信息审计机构、信息集中和处理机构、评价机构等独立第三方机构；由这类专业性的支持组织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进行监督、评价和问责；提高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支持组织的专业能力。 来源：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8/01/c_125099970_2.htm

    7月10日，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中国公益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召开的“天使·守望——首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论坛”上，公益界人士对由多家民间组织发布的《中国儿童大病救助现状与慈善组织参与报告》(下称“报告”)进行解读。     《报告》称，公益组织大多选择募集医疗费用救助大病患儿，但由于投入高，见效慢，捐助人积极性不高，导致筹资难。     对此，专家建议，政府应推动儿童大病医保的全面覆盖，并在未来建立全国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从制度上解决大病儿童的困境。     儿童大病致家庭贫困     医保报销政策和资金额度限制下，重大疾病治疗的自付部分仍然让一些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在参与“天使·守望——首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论坛”之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负责人王昱仍在为全国各地打热线来求助的大病患儿四处奔忙，联系救治医院并进行筹款。     王昱说，热线设立的第一年，9958总共收到救助热线21652条，当年救助1256名患儿，涉及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等42个大病病种。     王昱表示，95%的求助患儿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其中80%都有新农合，只是所患重大疾病的医保报销比例小，“有时能达到30%就很不错了”。     据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介绍，按照中国对重大疾病的定义，自付费用超过上一年度产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会产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即需要外部慈善机构的救助。     2003年和2007年，中国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儿童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2010年，中国开始重点关注0—14岁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救治问题，涉及20个重大疾病病种。其中，自付费用超过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可再次报销50%。     但在目前医保报销政策和资金额度限制下，重大疾病治疗的自付部分仍然让一些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王昱说，这因为所用药品和医疗器械大多不在报销范围内。     “比如一个脑积水患儿需要进行脑室腹腔分流手术，手术费用约四万到五万元，手术会用到一种分流管，这个在新农合里不能报销，所以，整个手术费最高也只能报销一万元。”     因此，募集社会资金，救助贫困大病患儿成为各大公益机构开展儿童大病救助项目的主要方式。     据《报告》统计，2012年，已有70多家慈善组织开展了130多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覆盖了10余种儿童重大疾病。     儿童大病救助遭遇筹资难     儿童大病筹资难，主要是因为儿童大病投入高，见效较慢，影响了捐助人的积极性。     据《报告》统计，医疗费用救助是大部分慈善组织采用的救助方式，占救助大病儿童项目总数的83%。     高华俊表示，这样的项目属于事后救助，由于受救助方式单一、申请渠道不畅、申请周期较长及募款困难等多种因素制约，而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在开展青少年白血病救助项目时，计划筹资2000万元，但实际筹资仅有200万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2005年成立小天使基金，专门救助0—14岁的贫困白血病患儿。与其他项目不同，小天使基金获得财政彩票公益金的支持，每年每人的救助金额为化疗3万元、移植5万元，即便如此，能救助的人仍然有限。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表示，截至今年7月9日，全国仍有2640名白血病患儿在等待中国红基会的资助。     就筹资难的问题，《报告》分析称，一方面，儿童大病投入较高，对于捐助人来说，同样的资金在其他救助领域，会让更多人受益;另一方面，儿童疾病治疗见效较慢，也影响了捐助人的积极性。     因此，面对众多等待救助的孩子，一些公益组织想到了用医疗保险模式救助大病儿童，但目前，也仅有2%的公益组织付诸实施。     2009年成立的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就是利用公益保险方式对儿童大病进行全新探索，优先帮扶孤儿和贫困儿童。     儿童互助金模式获认可     到2006年，北京婴幼儿和中小学生的住院医疗互助金制度参保率超过90%，募集资金一亿元左右，3年下来，互助金结余3000多万元。     自2004年起，北京就已经试行设立了婴幼儿和中小学生的住院医疗互助金制度。     而这种制度完全复制于上海的互助金模式。     1991年，上海市红十字会与教育部门等联手推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后来该险种变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下称“互助金”)，不论健康与否，适龄人群每年缴纳几十元钱，因病因伤住院时医疗费可报销一半，10万元封顶。目前，互助金运行良好，还有结余。     2000年任北京市红十字会秘书长的于瑞苓回忆说，当时消息传到北京后，有市民打电话询问北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互助金，随后此事由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批给了北京市红十字会进行处理。     2004年，北京市红十字会正式推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几乎完全拷贝了上海做法：每人每年交50元，如果住院，医疗费50%自负，另外50%按级距由互助金支付60%-90%，花费越多，报销比例越高，一年最多报销8万元。     “第一年的情况并不好，参保率仅有50%，”于瑞苓回忆，“互助金一直遵循的是自愿原则，向学生收费又比较敏感，更何况这笔钱不是直接用于学习，所以受到‘冷遇’，好在最后大部分家长接受了这种做法。”     到2006年，参保率超过90%，募集资金一亿元左右，于瑞苓说，要求报销的参保者，绝大多数得的是肺炎等普通病，白血病等大病儿童是少数，报销比例仅占百分之十几。3年下来，互助金结余3000多万元。     儿童医保难覆盖贫困地区     要真正保证基金的执行，加入人必须达到儿童人口数的85%以上，也就是用多数人的钱，为少数人解决问题。要达到这样的比例，在贫困地区很难实现。     北京仿效上海建立互助金成功后，于瑞苓说他们也一度举办过座谈会，希望在全国进行推广。     不少省市都来学习经验，但最终仍只在深圳、杭州、成都等少数地方落地。     为何没有在全国推行这种早已趋于成熟的制度?     高华俊分析，互助金模式需要参保人数达到一定基数，才能形成一定规模的资金池，从而对大病患儿的医疗费用进行覆盖。     有资料显示，湖南省红十字会曾试图复制这种模式，但因参保人数无法达到标准而放弃。     因此，高华俊分析，互助金模式只适用于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大中城市，并需要有一定政府背景和运作能力的慈善机构实施。     “上海地区互助金实施后得出的结论是，要真正保证基金的执行，加入人必须达到儿童人口数的85%以上，也就是用多数人的钱，为少数人解决问题。要达到这样的比例，在贫困地区很难实现。”高华俊说，尽管互助金一定程度弥补了中国未成年人无医疗保障的空白，但这并不包含乡村大病儿童，目前的互助金模式也都是在发达城市开展，甚至还没有到省级。     政府应建完善福利体系     未来需要国家建立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包括免费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食品营养服务、妇幼保健服务和家庭服务，从制度上解决大病儿童的困境。     高华俊表示，现在，儿童大病分别被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政策、目前正在试点的城乡大病医疗保险政策等覆盖。但各个政策之间还没有实现无缝衔接，这也给患儿的实际医疗费用支付和报销带来了问题。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之所以儿童大病医保问题迟迟未解决，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相关部门对儿童大病认识不清，对于患病儿童的数量及所需治疗费用估算过高，另一方面则是医药价格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触动一些利益团体。     高华俊则将儿童大病医保难解决的原因归咎于体制分割的医疗政策设计：“城乡之间、在职和其他人员、家庭成员之间的医疗政策分别设计和实施，造成了体制性的遗漏，致使儿童大病医保没有被现有的医疗政策体系覆盖。”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全国大病儿童的困境问题?     于瑞苓表示，解决此问题，最终还要靠政府机制推动儿童大病医保的全面覆盖。     北京大学医务社工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继同表示，未来方向需要国家建立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其中包括免费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食品营养服务、妇幼保健服务和家庭服务，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大病儿童的困境。     “事实上北京患大病的儿童连续几年从未超过300人”，以此推算，王振耀认为国家应该且有能力解决。     他说，14岁以下人口将近3亿，按每人100元计算，政府投入300亿即可让全国儿童享受的医保达到北京水平，“解决大病儿童医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07/30/28067164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