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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慈善领域如果也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出现不必要的代价，会伤害到很多慈善家     中国的慈善立法，或者说整个中国慈善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 最近一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体制改革时期。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中国梦”，我认为是一个现实之梦、挑战之梦。之所以说“现实之梦”，是指全世界都在测量，中国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人均GDP一万美元。全世界智库预测的时间都是2016年，认为我们再过三年完全有可能达到这个指标。人均GDP一万，意味着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同时也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将面对一种非常大的提升性的挑战，这个社会要全面系统地快速提升。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没有遇到过的发展时期。     但是我觉得，在党中央国务院包括十八大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提出来以后，特别是今年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政策不断推进以后，中国慈善立法的矛盾日益突出。当前最突出的矛盾，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国务院已经确定了重大改革政策，但还不能迅速转换为地方政府的行为规范。全国人大宣布完了，国务院宣布完了，有些地方挂着，有些地方没挂着，参差不齐。对此，老百姓着急，民间组织有意见，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现在大家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社会却没有提供这样的平台。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如果慈善领域也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出现不必要的代价，或者会伤害到很多慈善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第二个突出矛盾是，很多地方政府结合实际进行的改革探索，没有能够纳入国家的宏观法律框架之中。比如深圳、广东、北京等很多地区的改革经验，现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渠道很快成为国家的法律框架体制。     还不仅仅是这些。慈善立法我当年也管过，我觉得现在依然处于行政主导立法的传统方式阶段，立法过程相对封闭。很多记者找我采访，问我能不能透露一下慈善立法的情况。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信号—一个社会立法已经到了打探消息的阶段，这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不一样，经济改革因为牵涉到利益关系，牵涉到你多我少，所以需要保密、需要谈判。而社会改革不一样，它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生共赢，这个时候，如果你封闭立法过程，如果你按照传统的经济法规立法的方式来做，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和影响。     我可以用数据来说明慈善立法滞后带来的危害。首先，至少每年阻碍上千亿元的社会收入，如果立法了肯定一年有上千亿元—当然，这是指在健全的立法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好，未来五年可能一个人、一个基金会就会捐个100亿，后面还有多少跟着的。其次，立法滞后还阻碍了上千万人的就业。上千万人无法就业，就是因为没有职业化，没有立法做依托，中国上亿的志愿服务者也没有办法实现专业化。     慈善立法的背后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立法滞后，整个社会向上的路就不通，这客观上是公共道德建设滞后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如果慈善立法滞后，我们的社会就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有三条建议供大家讨论：     一是我们一定要确定现代慈善的理念。现代慈善是制度化的慈善、体制化的慈善，它不是学雷锋，而是要变成一个“制度化的雷锋”。是不是要通过遗产税，要不要免除股权捐赠的税，基金会捐的钱是不是还要交税，要不要建立公益信托这都牵涉到一系列公共行为的调整。正因为慈善立法长期滞后，才促使很多慈善家和富豪都愿意跑到国外。这是需要我们非常警惕的。     二是我们一定要确立慈善立法需要社会参与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慈善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而是需要大家奉献，所以慈善立法应该是一部善法，是一部社会性极强的法律。通过社会立法的途径和公开透明的立法原则，整个立法过程必然是一个全社会学习现代慈善事业并最终达到社会共识的过程，所以，一定要强调社会参与，一定要鼓励政府创新经验，不断推进慈善立法的完善，同时为慈善立法创造更好的环境。     三是大众和社会如何参与慈善立法，这是需要特别讨论的问题。立法既然是一个社会参与很积极的过程，社会就不可能不参与，那么我们如何参与才能有效?社会公众、知识界、社会组织如何转变参与方式?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会说服，需要结束我们长期以来顺应的方式。等待、批判和埋怨都是没用的，我们需要设计性的说服，需要服务性的说服，需要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     卢德之先生的一些行为应该成为我们知识界推进慈善转型的一个榜样。他思考的是资本精神。资本精神是什么?财富要转型，就要做慈善，就要创造出社会价值，如果政策好，未来五年就有人捐百亿。资本精神可以让我们知道政策调整有多大的价值。     我们还应该推动中美慈善的高端交流，让大慈善家之间相互对话，知识界应该和这些慈善家建立起联盟，有意识地推进这种社会改革。在慈善立法目前进展不够快的情况下，我们不要等，可做的事情很多，我们都应该为慈善法的加速推进作出自己的努力。 (本文根据王振耀在2013公益慈善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来源：凤凰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11/20/31402829_0.shtml

    公费医疗制度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毒貌慰急ā芳钦呷涨按尤肆ψ试春蜕缁岜Ｕ喜苛私獾?，今年又有部分省份取消了公费医疗制度并将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公费医疗范围已经缩减至个别省份。     专家认为，在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背景下，目前在运行的四套医保制度将被整合为职工、城乡居民两大?？?。   目前，我国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有四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中，因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缴费和待遇上存在较大差别，两者“并轨”成为民众一直以来的重要诉求。    早在1998年底，国务院公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此后，公费医疗就逐渐走向消亡。截至去年年底，已有北京、重庆、山西、吉林、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广西、四川、新疆等24省区市实现了公务员全部参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职工完全实现医保“并轨”已是大势所趋，接下来与之同时进行的，还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整合。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将“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基于这一愿景，医保未来整合的目标将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框架结构。包括将公费医疗制度整合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地农民或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建立单独制度。     在具体操作上，褚福灵建议，要做到划清时点，新老有别：一定时点前实行公费制度的现职人员自愿选择是否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一定时点后的新人按规定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差距通过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加以解决。     此外，要实现多档缴费，待遇有别。“整合后的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各类城乡居民，由于城乡居民的缴费能力不同，可以设置不同的缴费档次供居民自愿选择，但缴费档次不同时待遇上有一定差别。”褚福灵进一步表示，居民医疗保险应该即期缴费即期享受待遇，不累计权益，不与职工缴费年限进行折算。     褚福灵认为，如果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整合，最终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将形成四大支柱：第一支柱面向全体公民的国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立基于政府补贴与个人缴费的、适度普惠的国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该制度由政府提供专项补贴资金，体现普惠与公平。第二支柱面向职工及其他从业人员，政府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和承担兜底责任，体现公平与效率。第三支柱面向多层次医疗需求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由个人或者单位缴费，可以由商业保险公司或社会保险机构经办，政府给予政策引导，体现效率。第四支柱面向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救助与捐助制度。政府建立专项资金，对重大疾病患者给予救助。 来源：经济参考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11/18/31334830_0.shtml

    昨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发布通知，经两部门联合审核确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具有2013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资格，这也是今年首批确认获得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这一资格的确认意味着，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或个人今年通过上述四家机构进行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按规定予以税前扣除。     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企业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向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也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根据要求，所有接收捐赠的公益性群众团体，需按程序申请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其中，由中央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申请；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惯例，每年年底或次年年初，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将分批公布获得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 来源：北京商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11/13/31204702_0.shtml

          为弘扬收藏文化，展现中国大藏家文脉渊薮，中国滨海地产翘楚品牌半山半岛，倾情联袂国际知名拍卖行——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2014年元月10日——2月6日，在三亚半山半岛•藏家艺术中心举行“2014新春收藏艺术大展”，并向中华儿慈会大病医保专项基金捐赠。     11月5日下午2点，北京新保利大厦内举行了关于本次收藏展的新闻发布会，为本次活动提前预热。在活动现场，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与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半山半岛开发商）、北京保利国际拍卖行三方达成合作意向，将会在本次艺术大展中以创意的形式向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捐赠。     此次收藏展汇聚中华文化艺术瑰宝，包括中国宋元时期书画、中国近现代书画、中国现当代油画及艺术品等数百件藏品，总价值数十亿的国宝级藏品，价值连城，漂洋过海，于国际旅游岛的半山半岛，绽放璀璨的光芒。 大病医保——让每一个孩子有尊严的并有所医     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简称“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是邓飞、王振耀、陈朝华、张泉灵、马伊琍、王长田、余德耀、赵旭、张黎刚等媒体、企业、公益人士发起，托管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旨在为乡村儿童免费提供大病医疗保险。     据调查中国贫困地区儿童患重病后死亡率高达54%，中国因疾病死亡的农村儿童，死亡之前有50%未得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每一个生命都不应该微弱浮尘，我们期望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一份大病保障，有尊严的病有所医。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选定项目试点县，募集善款，为试点县1-16周岁的孩子购买一份大病保险，90%以上报销，最高赔付20万。截至2013年10月，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共启动湖北省鹤峰县、湖南省古丈县、云南省漾濞县、浙江省开化县四个试点，覆盖115 901名孩子，截至2013年6月30日共为637名孩子提供赔付。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中央财政近日下拨2013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体育事业专项资金20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等全民健身项目，资助公共体育场地建设和体育健身设施器材购置，改善地方特别是新疆、西藏和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体育设施条件，支持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等。资金的下达，对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支持群众体育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2〕15号)和《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体经字〔1998〕365号)有关规定，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资助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弥补大型体育运动会比赛经费不足，修整和增建体育设施，以及体育扶贫工程专项支出等。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ccn.people.com.cn/n/2013/1106/c366510-23446522.html

    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等二十多家公益慈善机构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慈善年会将于今年１２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寻找“２０１３年度中国慈善推动者”，请踊跃推荐您心目中那些推动了今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热点事件、关键人物、创新项目、魅力组织以及新政良策。 　　本届年会将继续通过盘点“年度慈善推动者”来彰显慈善的力量，全面展示2013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成就。２０１３年，对我国慈善行业来说，有许多激动人心、群情澎湃的时刻——政府加大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开启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新篇章；我国慈善领域全国性、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国慈善联合会宣告成立； ４２０芦山地震发生后，我国慈善组织在救灾中表现得更加专业、理性和团结；９月份深圳第二届慈展会更是创下奇迹，短短三天公益项目对接金额逾１７亿元。这一年的慈善界，改革创新，开拓奋进，有太多令人难忘的记忆，有太多令人震撼自豪的瞬间，也赋予了“年度慈善推动者”评选更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本次征集活动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大家可拔打活动热线电话０１０-８３５２０７７４-８２１９进行咨询，或下载附件中的推荐函填写后发送电子邮件至npo@charity.gov.cn。届时，主办方对推荐材料进行初步筛选后，将组成评审团，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选出最终的年度慈善推动者。 来源：中国慈善联合会 原文地址：http://www.charity.gov.cn/fsm/sites/newmain/preview1.jsp?ColumnID=362&TID=20131101173026403939453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曾多次提出中国扶贫基金会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的战略目标。尽管困难重重，在2013年8月19日举行的“美丽乡村·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上，何道峰再次重申这一目标。中国扶贫基金会供图 　　11月11日，百余家民间公益组织将在北京发布中国基金会评价榜，旨在呼吁基金会与草根公益组织之间建立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试图从操作性基金会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然而捐赠人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以及草根公益组织专业性不高、执行项目效果难以预估的现状，使得公募基金会转型步履维艰。 　　京华时报记者侯雪竹李晋 　　公募基金会陷转型困局 　　我们原计划每年的资助款从1000万到2000万逐年倍增，但最终没能拿出这些钱，主要是筹款并不理想。 　　“我们成立资助型基金会后，在与草根公益组织合作时，有的钱还没到，组织就不见了，有的行政力建设得很好，但账一塌糊涂，可能连白条都没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金会负责人说。 　　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一些全国大型公募基金会就纷纷宣布，将从操作型基金会转向资助型基金会,即基金会由筹资后自己做项目，转变为培育和资助草根公益组织。 　　全国公募型基金会与草根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由此展开。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是仅有3年“会龄”的年轻公益组织。 　　成立之初，基金会就立意办成资助型基金会，尝试将募集到的资金，资助给常年从事慈善救助工作的优秀民间组织，由他们按照基金会救助要求，直接救助最需要的对象。 　　虽然从2011年，基金会即开始启动“童缘资助项目”，投入3000万元资助了214个民间公益项目，然而后续的资助款从何而来？基金会如何继续坚持走资助型道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仍处摸索阶段。 　　而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草根公益组织的合作更早。2006年起,基金会已尝试资助型探索，2007年，明确提出由操作型基金会转成资助型基金会。着重资助乡村和教育领域的草根公益组织。 　　但直到今年，扶贫基金会的转型才正式进入最具突破性的阶段。 　　在今年8月19日举办的“美丽中国·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上，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正式宣布，未来3年内，基金会将投入2500万元用于支持农村社区发展，支持的内容包括社区人才培养、社区发展支持、社区能力陪伴三个层面。 　　即使有所突破，仍与扶贫基金会最初的设想不同。 　　刘文奎说，“我们原定的计划，是每年的资助款从1000万到2000万逐年倍增，但是最终没能拿出这些钱”。他说，不是基金会不想出资进行资助，而是非定向资金的筹款并不理想。 　　遇到这个问题的公募性基金会并不少。 　　据相关专家表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家大型基金会顺利地完成从操作型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这一转身。 　　资助型基金会是未来趋势 　　你手里的钱不如那些草根NGO花钱的成效大，拿的钱多又做不了落地的项目，捐赠人会质疑的。 　　尽管理想中的转身如此艰难，但却有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会加入到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的过程中。 　　刘文奎说，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公益也要有分工，比如一些历史悠久又积累了很好资源的基金会应该有责任发挥优势去筹资，筹款的一部分应该去资助有能力却没有很多积累的专业人士和机构，这样，这个行业才会良性循环。 　　此外，扶贫基金会也遇到了现实问题。 　　刘文奎说，扶贫基金会是基金会里人数最多的，“主要是我们重视项目的操作和质量，生怕哪个项目做不好，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筹的钱越多，就越需要人去操作，然后项目做好了，又会筹来更多钱。这就像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什么时候算是一个界限呢？” 　　这影响了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助型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成了扶贫基金会的首选。 　　2012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成立新工场协力中心，这也标志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转型的开始。 　　青基会新工场协力中心总干事贺永强把资助草根公益组织视为非做不可的市场选择。 　　贺永强说：“你手里的钱不如那些草根NGO花钱的成效大，拿的钱多又做不了落地的项目，捐赠人会质疑的。” 　　贺永强表示，公募基金会势必要把自己的公募权释放给草根组织，这就要求草根组织和资助型基金会共同发展。 　　随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多家全国公募型基金会开始寻找契机，尝试转型。 　　公募基金会遭遇筹资难 　　捐赠人认为把钱给你是信任你，你怎么又把钱给别人？我还不如把钱直接给别人呢。 　　在各大基金会转型的道路上，最不愁资源的公募基金会却遭遇筹款难。 　　资助型项目的资金只能用非指定性捐款。 　　但现状是，大多数捐赠者在捐赠时就会指定一个特定的项目作为资助对象，而不是捐赠非指定性资金。 　　刘文奎说，原来扶贫基金会都是拿着项目去筹款，但现在要做资助，就必须先有资金。 　　儿慈会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基金会传播部助理姜莹表示，中国的捐赠人更愿意捐赠给直接的救助项目，而不是资助型项目，这就给资助型项目的募款带来很大的困难。 　　扶贫基金会资源发展部承担了基金会的大部分筹款任务，在向捐赠人就资助型项目募款时，该部门负责人丁亚冬坦言，“要捐赠人接受‘采购NGO服务’很难，他们会把这个与工程转包联系起来，对方会认为把钱给你是信任你，你怎么又把钱给别人？那我还不如把钱直接给别人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丁亚冬会告诉捐赠人，很多事情是扶贫基金会做不完的，需要很多社区组织来合作实行。 　　即便如此，多数捐赠人仍不能理解，扶贫基金会想出了“折中的办法”——用自己的项目进行筹款，并同时告知捐赠人该项目将由合作的草根公益组织来具体实施，扶贫基金会进行监管。 　　对此，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表示，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中国现有的公益政策及公益环境更适于非公募基金会做资助型基金会的探索。 　　草根组织执行效果难保障 　　当前草根组织的多数项目没有专业团队执行，项目的科学性、透明度、效果评估等方面都达不到专业要求。 　　一边要面对捐赠人的不理解，另一边则是草根公益组织的不确定性。 　　儿慈会童缘项目负责人刘京韬表示，当前草根组织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多数项目都没有专业团队执行，项目的科学性、透明度、效果评估、公众参与等方面都达不到专业要求。 　　刘京韬举例，有些草根公益组织的项目在计划时间内不能完成或者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基金会的评估和下一期的资助也会相应推迟。 　　“如果我们第一次合作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他怎么会再信任我们？把钱继续给我们做资助？”刘文奎的反问成了很多捐赠人的疑虑。 　　项目执行效果欠佳、捐赠人不满，最终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资助型基金会的转型难上加难。 　　放开公募公平选择 　　在公募基金会的转型过程中，应当有相应的机制配合，比如成立联合劝募中心，使得社会组织在募款时有其独立性，公平接受捐款人的选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表示，在国外只有旨在帮扶其他公益组织才会设立基金会，这与国内的现状完全不同。 　　她表示，中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型困境是因为中国的相关公益政策将公益组织的募款资格、免税资格及注册门槛“割裂”。如果政策本身对所有的社会公益组织开放，公益组织依据自身情况自由开展公益活动，这样就不会出现机构希望募款而成立基金会，出现资源不均衡的现象。 　　在她看来，在公募基金会的转型过程中，应当有相应的机制配合，比如成立联合劝募中心，使得社会组织在募款时有其独立性，公平接受捐款人的选择。 　　这样既可以解决草根组织没有合法募集资金的身份而陷入“筹资难”的困境，也可以解决公募基金会由于公众捐款大多带有指定性，而面临的募集“资助型”资金的困难。 　　今年坚持走资助型道路的儿慈会推出了“童缘联合劝募计划”，儿慈会的考虑是在联合劝募的过程中，公益组织为展示自己，会更加注重项目的专业化、公开透明度、机构执行力。 　　儿慈会童缘项目负责人刘京韬认为，我国的“资助型”公益模式，不能是“依赖型”模式，即基金会仅仅提供资金资助，公益组织才能存活和开展工作。 　　在无法达到项目预期的情况下，扶贫基金会也放弃只做资助型基金会的想法?；鸹崦厥槌ち跷目?，“我们应该是一个混合型机构，既有操作，也有资助，两者结合，根据需要来定”。 　　随着越来越多公募基金会放弃单一执行项目，转型与草根公益组织达成合作，资助、帮扶草根公益组织成长，捐赠人、基金会、草根组织所构成的新公益生态系统还在不断寻找着最佳模式。 (来源:京华时报)  

    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昨日公布，其中已明确的共有68件立法项目。修改立法法、红十字会法等法律，以及制定慈善事业法等法律被纳入规划。     这次立法规划按主要内容分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立法项目，包括修改预算法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立法项目，包括修改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的立法项目，包括修改职业教育法、食品安全法等；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的立法项目，包括修改文物保护法，制定公共图书馆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此外，第一、二类立法项目中还安排了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立法项目。     ■ 分类     第一类 47件     （条件比较成熟、本届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     ●其中包括修改食品安全法、红十字会法等修改法律33件     ●新制定法律14件。目前已通过商标法、消费者权益?；しā⒙糜畏?、特种设备安全法等4件；已提请审议的项目有修改土地管理法、环境?；し?、预算法，制定资产评估法等4件     第二类 21件     (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     ●包括修改文物?；し?、商业银行法等     第三类     (具有一定的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涉及问题较为复杂，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有关方面继续研究论证的立法项目)     ●包括财政税收、国家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     ■ 释疑     立法规划由来？     八届起，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编制五年立法规划     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回答了记者关于立法规划的提问。他介绍，编制立法规划的工作是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的。从八届起，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需要，编制五年立法规划，统筹安排任期内立法工作。     信春鹰表示，立法规划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届任期内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增强了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协调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障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     规划如何编制？     对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进行梳理，形成立法规划建议稿     信春鹰介绍，在编制立法规划时，一是高度重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把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同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结合起来，特别是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议案和建议提出的立法项目进行了集中梳理和分析。在立法规划建议稿形成后，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     二是广泛征集立法项目建议。除向有关单位发函征求立法项目建议外，还召开了专家座谈会。     三是提出了严格的立项标准和要求。要求各单位提供立项报告，详细说明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主要内容、立法时机等。     如何保障质量？     最根本的途径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关于立法质量的问题，信春鹰表示，提高立法质量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信春鹰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多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十八大对推进科学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提出了明确要求。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     信春鹰还介绍了下一步落实立法规划要采取的三项具体措施，这包括制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做好立法规划的督促落实工作；加强和改进起草工作。据新华社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10/31/c_1256284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