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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基金会降生的时间近了。   　　十年前，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发下宏愿，要做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世界级的慈善家。凭借信念、纪律和执行力，他缔造了房地产和文化娱乐两大商业帝国，国内罕有匹敌者。去年，他成为多个富豪榜的首富，财富达千亿；当然，他还成为了年度首善。首富和首善花落一家，唯王健林一人，独领风骚。 　　“这些东西（排行榜）不是我看重的?！蓖踅×指嫠叽却健吨泄壬萍摇?。2014年4月29日上午9点，位于北京长安街东侧的万达写字楼，王健林准时出现在记者面前。他穿着黑色西装，戴着标有“王健林”的工牌。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的语速很快，语气平和，远不像传递给外界的那番满是霸气的气场。 　　事实如此，以一个国家为评比范畴的排行榜，已绝非现在的王健林所看重。他的雄心壮志仍在高歌猛进，他的视野已转向全球，他开始征战全球。他豪气干云，用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娱乐公司（AMC Entertainment），用3.2亿英镑收购英国最大游艇制造商圣斯克（Sunseeker）……这些都是牛刀初试，接下来的十年，他要把万达打造成世界级的企业。因着如此的大梦想和执行力，他登上了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的封面。 　　在他那里，财富如水。 　　王健林对顶级奢侈品表现着浓厚的兴趣。很早前，他花费超过3亿人民币购入湾流（Gulfstream）G550型公务机—世界最顶级的私人飞机；他还出手7800万人民币购买Sunseeker 108英尺特别版豪华游艇—全世界仅此一艘。如果说这是大多数富豪的共同兴趣，那么，对收藏和慈善的大手笔，显示他对财富的认知境界，与大多数顶级富豪已不可同日而语。 　　他一掷千金，用2816.5万美元拍下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油画《两个小孩》。在大量收藏了吴冠中、傅抱石、李可染、李苦禅等中国著名画家的画作后，王健林的收藏，重点转向了世界著名的画家。收藏毕加索的画作是个开始，印象派画家莫奈（Claude Monet）、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超现实派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等都已进入他的视野。 　　做慈善，他更是出手豪阔。他所做的众多慈善项目，其捐赠，动辄数亿元，乃至十亿元。南京金陵大报恩寺重建，他捐出10亿元；大学生创业计划项目，他捐出5亿元；青少年足球发展项目，他捐出20亿元…… 　　以此气魄，年度首善，仅仅是新的开始。这与他的梦想—做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世界级的慈善家，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他的两大商业帝国即将上市，届时，他的财富将更加庞大，甚至惊人。他所承诺的捐出90%的个人财富，又会将王健林基金会推向数千亿元量级，超越李嘉诚基金会，直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王健林基金会将是第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甚至超一流级别的中国基金会。 　　很快，他的宏愿将实现，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标杆将跃上新高度。         成立个人基金会 　　“招聘基金会CEO，年薪80～120万元?！? 　　2014年5月，这条招聘信息在微信热传。高额的薪酬，不具名的基金会，引起慈善行业热议，一些身怀抱负的基金会秘书长开始摩拳擦掌。万达集团总裁助理、企业文化部总经理刘明胜向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证实，该基金会正是即将成立的“王健林基金会”。面试仍在进行中，最后需要王健林亲自拍板。 　　“要找对的人，做对的事。人不好找，找人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找个人就能干的，找到一个自身愿意做这个事情还有水准的比较难。慈善需要一个很专业的团队?！蓖踅×指嫠叽却健吨泄壬萍摇罚坝腥苏业剿约龅Ｈ位鸹崦厥槌?，不过都是退休官员，“我根本就不放心”。 　　王健林基金会将是一家资金规模巨大的基金会，它的秘书长人选既需要跨国视野，又熟谙国内慈善行业和项目运作。王健林为秘书长一职开出了超出国内慈善行业心理预期的薪酬，他希望用丰厚的薪酬吸引优秀的专注于慈善的人才。不过，这份让慈善行业艳羡的待遇，放在万达高管中并不离谱，它是参照了万达管理人员的薪酬模式确定的。 　　这是王健林基金会成立之前的正式预热。王健林表示，今年会向民政部申报筹建基金会，并拿到执照。 　　早在几年前，王健林就向民政部申报基金会，不过时机一直不太成熟，被搁置起来。之所以到现在为止基金会都没有成立，直接原因是万达商业地产一直未能上市。 　　王健林的设想是，全力以赴把万达商业地产做上市，股权结构等更加清晰，有助于向基金会进行捐赠?！俺闪⑼踅×只鸹岷屯虼锷桃档夭缴鲜姓饬郊虑椋故呛笳吒匾?。我不可能说先成立王健林基金会，再说公司发展，那是很愚蠢的?！苯衲辏踅×值恼铰圆季种氐闳栽谏桃担旱谝?，让万达商业地产上市；第二，成立万达金融集团；第三，万达电商正式上线?！罢饧讣虑樗忱鐾?，万达在一个比较顺的道路上，那时我可能会正式找人来操作基金会?！? 　　2010年，万达商业地产就向中国证监会申报IPO，欲在A股上市，不过一直处于“排队”等待中。王健林年初强调，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推动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商业地产和万达院线两家公司上市。这个目标若得以实现，将直接推动基金会的成立和发展。 　　国内企业家成立的基金会多为企业基金会，而王健林则旗帜鲜明地成立个人基金会，避免企业和基金会剪不断的关系。他也特别指出，王健林基金会不是家族基金会，而是个人基金会?！拔曳蛉撕秃⒆拥那换峋璩隼?，他们的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事情得说清楚?！? 　　没有成立基金会之前，王健林一以贯之的都是大手笔捐赠。经过20多年的简单捐赠之后，王健林的慈善观念已发生改变。从早期的慈善就是扶贫助残，到后来他逐步认识到慈善是一个完整的事业，扶贫助残仅是其中的一块。他发现，怎样让社会认可慈善事业，甚至让民众自觉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意义更大。而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来做，不再像之前他每年除了捐钱，仅仅是到贫困点走一两趟。         从“闹妖”到首善 　　这条慈善之路始于1989年。那年是王健林下海创业的第二年。他于1988年获得大连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一年后赚取一千多万元，这是他的第一桶金。面对这笔巨款，王健林捐出了一百多万元，用于创建幼儿园。回忆25年前的第一笔大额捐赠，王健林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感慨，“相当于现在的三千万元左右。”不过他又坦陈，当时有两个“需要”促成了捐赠：一是政府领导找他捐款，为了给领导面子而捐；第二是为了员工子女上幼儿园方便。两三年之后，他又在当地捐建了一座体育馆，价值两千多万元?！跋衷诰灾荡笄?，起码值几个亿，当时对我来讲还是蛮吃力的。” 　　在王健林做慈善的前十年，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企业，捐赠都没有免税政策，需要缴纳所得税。一边做慈善，一边还要遭受质疑。王健林忆及最初几年做慈善，被大连人认为是“闹妖”（大连话，搞怪事的意思）。尽管有这些困扰，王健林还是坚持做下去。“我很早就开始做慈善，可以说我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先导者，或者叫做先行者?！蓖踅×秩衔?。 　　之所以边赚钱边捐钱，王健林认为是儒家文化决定性地塑造了他的慈善价值观和商业伦理。1954年出生的他，成长年代正是“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并没有机会学习儒家典籍，但他仍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孝、善。王健林说，他的父母让他做善事、守规矩，直接影响到后来做慈善。如今，王健林喜欢称扬对儒家的认同，并展现文化自觉。他在万达集团内部推动集体学习儒家经典，从前些年的《论语》开始，到今年的《礼记》。 　　与王健林保有二十多年友好关系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表示，王健林讲义气，仁厚。曾是资深媒体人的刘明胜说，王健林外表坚强、刚毅，但内心非常柔软，尤其见不得别人有困难，见到有困难的就会两肋插刀。一些不为人知的慈善细节是，王健林看报看电视，时常看到一些人遭遇各类危难，他会拿出自己的钱，直接让下属悄悄地送给困难者，而且不允许留名?！跋裾庵智榭鑫矣龅焦芏啻危饨绾苌僦?。他有很多的捐赠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我们集团知道的可能也就一两个人?！绷趺魇に?。2012年7月21日，北京发生洪涝灾害。第二天，王健林在公司吃早餐，从电视中看到新闻，直接指示刘明胜为受灾区捐出1000万元。 　　王健林的主要捐赠方向是扶贫和教育。他带领万达地产在全国布局扩张，也在全国捐钱。每到一个城市开发万达广场或者商业项目，万达总要捐出一笔钱或捐赠学校。他认为这种好的慈善名声虽然看不见，却可能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万达的发展。 　　当然，事实总不是尽然。2010年，为支持南京金陵大报恩寺重建，王健林一次性捐赠10亿元。原本是一件功德善事，却引来争议。对持续的争议，王健林说，“一边做商业一边做慈善，被认为是一种矛盾，这个观念太落后了，以后社会上的这种声音应该会越来越小?！? 　　伴随着争议，他坚持只做不说。近些年来，他年度捐赠的数额从1亿元增长到2亿元、3亿元，再到这两年的4亿多元。 　　在成为商业王者的同时，王健林的慈善标签愈发明显。2005年，民政部颁发首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个人”，王健林一人摘取。那时，他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名次仅排在第44位。此后8年，他又两次获得该奖项。在中国，富豪榜和慈善榜两个榜单前十位的名字极少重合，赚钱最多的人并非捐钱最多的，捐钱最多的也并非赚钱最多的。鲜见的例外就是王健林，去年，他不仅以千亿元左右的财富位列首富，也因4.38亿元的捐赠成为首善。 　　慈善投入大，是钱赚多了之后的必然选择。王健林说。   王健林向金陵大报恩寺重建工程捐款。   　　做最大慈善家 　　王健林早期崇拜的人是汉武帝；现在，他崇拜的人已换做比尔·盖茨（Bill Gates）。“我比较欣赏比尔·盖茨。他在那么高的位置急流勇退，而且专心做慈善，确实不错，值得学习?！彼Ｍ龈谴囊谎澜缂洞壬萍?。唯一的不同是，他不会把个人财富全部捐出来，而是捐出90%。 　　“我没有比尔·盖茨那么伟大，把所有的钱都捐出来，除了留两百万美元给孩子。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没有必要。为什么我还要留一部分给孩子呢？不光是让他生活得更好，还要给他留一部分做创业的基础。”王健林说。 　　从1988年创业至今，王健林的个人财富呈几何量级增长。近年的多个榜单，他都是首富。他的财富规模已达到了千亿元左右的庞大规模，一旦上市，他的财富量级则将跃上更高台阶。届时，捐出90%的财富，则意味着他在国内的慈善家中一骑绝尘，远远超过曹德旺、牛根生等大慈善家，也将超过李嘉诚；;而王健林基金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自然无可争议。 　　对于90%的财富到底如何捐到基金会，王健林还没有确立固定的模式。在他看来，一种是直接捐现金成立基金会，靠基金的滚动发展；一种是不卖掉股权，将股权捐到基金会，或者在转不过去的情况下，先把每年的分红捐到基金会。 　　早在十年前，王健林就有了做中国最大慈善家的梦想。2005年，万达分别在北京、上海和宁波布局了三个商业地产项目，这是万达广场发展的第三代，集商业、酒店、写字楼、公寓等于一体。王健林豪迈地喊出，这是万达的三大战役，就像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三大战役一样，如果胜利了，万达的新模式就出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成功了。万达广场的模式受到各地欢迎，万达进入了更快的发展轨道。王健林的财富自然水涨船高，他在富豪榜上的名次从40名之外快速跃入前十名，直至首富。在这样的势头支撑下，除了购买私人飞机、游艇等奢侈品之外，王健林的最大梦想是做最大的企业家，进而转化成最大的慈善家。“现在看，当然是接近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候。”王健林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 　　与私人飞机、游艇给他带来的享受不同，慈善在给他带来别样的满足感。王健林行善二十多年的感悟是，做慈善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能获得自身心灵的满足感，真正做慈善的人，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自身心灵的一种满足。他视慈善为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修炼。 　　最大慈善家的“最大”，王健林的理解是，资金是核心标志?！氨确剿?，每年捐一个亿和每年捐一百个亿，你一定要说捐一个亿的贡献更大，我觉得是比较牵强的，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觉得后者贡献更大，就像捐一个亿肯定比捐一百万贡献更大?！? 　　除了资金的最大，王健林也希望在慈善项目上展现大和新。 　　2013年，王健林推出“万达集团大学生创业计划”慈善项目。为了该项目，王健林每年捐赠5000万元，支持100位大学生创业，每人提供50万元资金。该项目将持续十年，最终投入5亿元善款，支持1000名大学生创业。万达为创业大学生提供了8个创业方向：创意精品、潮流配饰、个人护理、特色餐饮、西饼蛋糕、饮品、甜点和DIY手工巧克力。这些创业项目均落户于万达广场。 　　这是王健林做慈善的最新动向，这一块，接下来将成为他的重点慈善项目?！案菸艺饷炊嗄甑拇壬凭椋也惶髡虐盐业那寄萌プ龇銎丁徊糠质且龅?，但是更多的是要支持有梦想的青年人，这个意义可能会更大。”王健林说。近年，大学毕业生更多愿意选择报考公务员，不再有更早前的一股子闯劲。同时，近十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创业企业家，与改革开放前20年不可同日而语。据刘明胜介绍，王健林对此类现象颇为担忧。 　　早在2010年，王健林和马云、丁磊、郭广昌、柳传志、董文标等企业家共同捐资发起成立瀛公益基金会，主要项目就是扶持青年创业。如今，王健林不再参与该基金会的事务。但他认为为现在做大学生创业公益项目提供了方向和经验。 　　不过，对于目前采用万达广场的优势平台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方式，王健林并不十分满意。他说，如果将来找到合适的团队，就不再选择这样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创业独立性不强，仅具有示范性，将来还是要走社会化?！叭绻虼锎匆导苹窈笠欢昴芘嘌黾父?、十几个连锁经营的一流企业家，这个项目就意义非凡?！蓖踅×炙?。 　　此外，最近王健林的另一项大手笔是，从明年开始，未来的十年，万达要捐出20亿元，用于支持青少年足球。 　　2013年，邵氏电影公司创始人邵逸夫去世，因他在中国大陆参与捐赠的数千所逸夫楼而获得大众的感念?！罢庋暮么κ侨菀妆淮蠹铱吹眉?，记得住，是留名的一个好办法。如果把基金会做得比较大，可能这种留名的形式就不重要了。假如把基金会做到500亿元、1000亿元，甚至将来2000亿元、5000亿元，这么大的基金会将来会在社会、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根本无需靠物体留名。这就是眼光、胸怀和境界的问题了。组织更优秀，组织留名就够了?！蓖踅×炙担熬拖袢蜃畲蟮拇壬苹鸹岜榷じ谴幕鸹?，就算比尔·盖茨去世了，这个基金会一定还是很厉害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到现在不也是赫赫有名，卡内基基金会到现在依然还在发挥作用。” 　　伴随着万达的国际化征程，王健林表示，他将来肯定会走向国际慈善界，毫无疑问。   2014年3月上旬，王健林访瓦伦西亚俱乐部，与万达希望之星小球员合影。   　　尚未到达的高度 　　要做最大的慈善家，就要赚最多的钱。这是王健林的基本假设。王健林今年60岁，创业已过25载?？瓷先?，他毫无倦怠之情，精力旺盛，雄心勃勃。在当前的阶段，相较于慈善，他仍旧对商业表现了更强烈的追求。 　　“现在，我更多的还是追求财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不是单纯的追求财富，更多的还是想把企业做得更大，当然也意味着追求更多的财富?！蓖踅×炙怠? 　　2013年，万达集团营收超过1800亿元，王健林给今年设定的目标是2400亿元。只是，王健林的雄心和抱负已超越了国界，他把竞争对手转向了全球。他分析，在国内来看，万达是比较大的企业，可是放到国际上去看，就不算特别大的。另外，万达的国际化做得还不够，现在仅仅是在几个国家有一点业务，只能算有一点国际色彩，还算不上跨国企业。 　　建构在全球市场上的万达商业帝国，是王健林此刻的目标。推动他向前迈进的不是慈善，而是“为中国民营企业增一份光彩”。“这是我的梦想?！蓖踅×忠圆蝗葜靡傻挠锲硎?。1978年之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一批批因外部不确定性而倒下。王健林是硕果仅存的有限几人之一，也是尚未退出经营管理一线的企业家。在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他亲身感受到民营企业地位的低下，不论是在政府官员面前，还是在巨无霸国有企业面前。 　　王健林有些负气地表示，“在中国的国土里，因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所决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在资本方面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完全靠市场，不依靠政府资源，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世界超一流的企业出来。既是为中国企业争光，也是为我们民营企业正名。这是推动我一直不放弃发展、还在这么努力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接班，也需要时间。 　　在王健林开始创业的1988年，他的儿子王思聪降生。王思聪自小被送到国外，在新加坡读小学，在英国读中学和大学。他也因此被父亲看做外黄里白的“香蕉人”。从英国归来，王思聪担任了万达集团的董事，但并不负责任何事务。王健林拿出5亿元，让儿子成立了一家PE公司，任由其自己投资练手，锻炼能力。 　　在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王健林谈到儿子的投资成绩，有些高兴地表示，“去年投的项目还不错，回报率还可以。略有成就。”王健林并不在乎儿子赚了多少钱，他看重的是儿子的能力提升，这也是让他高兴的地方。创业过程中，王健林摔过跟头，被骗过钱，但他不退缩，隐忍前行。对于未来谁来接班，王健林公开表示，儿子有本事就接班，没本事就做股东，找职业经理人管理。让儿子摔跟头，花时间磨练，包含了他的接班期待。 　　让儿子在摔跟头中提升，王健林自己也并非万事大吉。他毫不避讳地说，万达难以保证不再摔一两个大跟头，但经过这样的锻炼，10年之后，万达才可能成为跨国企业。 　　王健林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是真话，我觉得万达现在还处于爬坡阶段，还没有到我自己心目的那个高度。等到了那个高度，也许我的主要精力就转向做慈善了。但现在还没到?！?   王健林会见AMC公司员工   　　退休之后转型做慈善 　　以盖茨为参照系，王健林要学习的不仅是成立慈善资产庞大的基金会，他还要学习盖茨亲力亲为做慈善的投入状态。不过，这个阶段还没有到来。他说，“我基本定位就是2020年，到时候想退下来，彻底转型?！?年之后，他希望像盖茨一样，专职做慈善。 　　“2020年正式退休之后，不排除我去承包一个贫困县，专门进行扶贫。” 　　王健林对扶贫有着浓郁的情感。此前的一二十年，王健林参与定点扶贫两个村。在一个村子，万达捐钱给贫困的农户建设猪圈，再由一家对日本出口猪肉的企业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为农户提供猪崽、饲料。为防止村民把种猪崽宰杀吃掉，企业向农户收取一笔高额的抵押款。这笔抵押款也由万达提供。王健林算了笔账，一户养20头猪，企业回收的时候，分成A、B、C三个等级，最大的给500元，最小的给100元，这样一户就可以赚近万元。结果，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这个有四五百户贫困家庭的村子，最后只有十几户选择养殖，其他更多的家庭并没有参与。 　　经过近二十年的投入，王健林扶贫的两个村子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人均收入比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略高，但在王健林看来那是万达投钱的结果，给钱，分钱。王健林有些恼火，无奈地感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同时他又反思自己，“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对路子”。 　　全国工商联成立专门的扶贫工作委员会，身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王健林出任扶贫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宁夏等地贫困地区扶贫，既捐钱，又派驻扶贫干部，但多年来也没有实际效果。王健林总结，除了个别地区因为发现石油、煤炭等资源而改变贫困面貌之外，大部分贫困地区的格局没有实质变化，例如百年来流传的穷甲天下的宁夏固原地区，到现在依然贫困，陕北地区也是如此。 　　这让王健林感受到，扶贫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很费劲。二十年的参与并无结果，王健林并无气馁，愈发激发他非要趟出一条扶贫之路来，只是现在他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等我不搞企业，专门做慈善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比别人（做慈善的）聪明一点。这是肯定的?！蓖踅×炙?。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4-06/17/c_126629863_6.htm  

     “众筹”与“公益”都是借助众人的力量，完成公众的幸福梦想，两者天然的“内在生长基因”，也让众筹模式与新公益的结合如同“天作之合”——让“人人公益”成为现实，更是增强了项目发起人和认筹者的互动开放式运作，有利于公益项目与参与者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         拓爱无界，众筹模式构建新公益力量。4月23日，众筹网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其网站上正式推出“新公益”众筹平台，发布符合“新公益”理念的筹资项目。作为2014新公益嘉年华重要的网上活动之一，“新公益众筹平台”的发布，让互联网与公益以一种跨界融合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     该平台由友成基金会携手众筹网联合推出，按照设想，这个新公益众筹平台将吸引众多具有社会价值的筹资项目，众筹网将为这些项目提供网络平台、筹资项目编辑展示、筹资技术支持、资金划转等多项服务。     众筹网母公司网信金融CEO盛佳表示，众筹与公益相结合，进一步凸显了众筹网强大的行业孵化器功能。同时，这种跨行业众筹模式的市场运作，为各个领域心怀梦想的人提供了更宽更广的舞台。     友成基金会副秘书长零慧女士表示，友成基金会是新公益的早期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是社会创新的天使投资和支持平台。与众筹网合作开通新公益众筹板块，就是要倡导社会价值投资理念，对符合3A标准的社会创新家和社会创新项目进行大力支持。而所谓的3A标准，第一个A就是指Aim ，即明确的社会目标导向；第二个是Approach，即有效的实现路径和可持续的模式；第三个是Action，即坚持不懈的行动。         “众筹”是互联网时代催生的新筹资模式，每个人可以在众筹网站发布创意或项目计划，并通过网络平台面对公众集资。项目发起人要设置筹资目标金额、时间限制及给予支持者的回报，回报方式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非实物。     自成立以来，众筹网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公益活动，譬如让更多的孩子感受祖国的进步的“我想摸摸月球车”、旨在帮助经历过去年雅安地震的火炬村老人们“我们益家人我们全家?！钡榷喔鱿钅俊?     在众筹网的努力下，通过大家筹资最终支持公益的行为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每天都有很多人在众筹网诉说着梦想，而在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众筹公益活动中来。     此次众筹网推出的是“新公益”平台，为中国的公益事业赋予了新的意义?！靶鹿妗北局噬鲜巧缁峒壑档拇丛欤嵌匀说淖鹧虾统沙さ墓卣铡?     “新”意味着新的平台、新的媒介、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人才，让公益事业在新时代下有了更深层次、更立体的内涵和外延。众筹，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公益新模式；     “公”更多地从公平、公正、公开的内涵延伸到公众、社会化的范畴当中，“众筹”与“公益”都是借助众人的力量，完成公众的幸福梦想。两者之间的天然的“内在生长基因”，也让众筹模式与新公益的结合如同“天作之合”——让“人人公益”成为现实，互联网等新技术，扩大了“公”的范围，广泛凝聚社会力量；     “益”不仅仅是单纯的受益或有益，而是多向地、立体化、包容性地使公益事业成为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助推器。此次众筹网开设“新公益”板块，更是增强了项目发起人和认筹者的互动开放式运作，有利于公益项目与参与者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更有效地推动公益项目的高效和透明。未来，众筹网还希望能把“新公益”的理念引入非公益的众筹项目中。         盛佳表示，众筹网站在做的是一件关乎梦想的生意，项目发起人作为追梦者寻求支持，而参与者则是对梦想的信任投资，三者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这样也恰恰能保证众筹之路越走越远。     据了解，鼎盛创投等多家企业在发布会现场对众筹网的公益项目进行了认捐和捐赠。 来源：凤凰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special/xgyjnh2014/detail_2014_05/12/36273378_0.shtml

      我们常常谈互联网、谈新媒体、谈微博微信，但相信有很多非营利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都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以本人非常浅薄的观察，移动互联包含了以下五组关键词。     低成本。移动互联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免费。我们免费使用微博微信，免费在搜索引擎上查找资料，在许多情况下，下载音乐和电影也不用付款……当然，有人会问，免费怎么活？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视频网站会在片头插入广告，搜索引擎也会根据个人的查询轨迹进行大数据分析，向用户推荐商家。但用户免费使用依旧是必然的趋势。     自发，以自我为中心。以前我们是看别人写、看别人做，现在，微博微信、博客等工具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跨时代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所写所做的已经不是为了服务所有人或者像传统工业文明时期追求规模经济了，我们所面对的客户既少数又死忠，既流动又庞大。移动互联让兴趣相投的人跨越空间界限，走得更加紧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需求的满足，是通过“加入一个牢固的群体”来实现的。     联结及黏性。只有大量的人在使用，只有用户能跟其他用户产生交互，移动互联才有生命力。淘宝的评论、豆瓣的评分、新闻客户端的新闻排行，大都源于此。移动客户端必须要让用户在相互间产生联结，如果无法跟别人互动，用户为什么还要打开这个APP浪费流量呢？另外，我们还要提高用户的黏性，不能总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应窥探用户的需求，摸清是什么能够让目标客户在相互间产生黏性，而不是对APP产生黏性。不用总以为用户为了机构而来，用户是为了自己而来的。     随时随地。脱离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用户的任何行为基本上都没有了限制。这个特点太明显，但也往往最容易被我们忽视。试问，我们的传播官员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吗？我们机构的活动是安排在靠近我们的地方，还是在方便客户的地方？我们的投票活动能不能让人在坐地铁的时候就轻松完成？     以数据为核心竞争力。每个机构都有聪明才智策划行动，那么，如何体现你我的差异？在于机构对知识和数据的运用方式?；チ镏扛鋈私饩龌袢≈蹲恃锻揪?，但如何解读和使之成为有效的数据，将会是未来机构与机构之间的鸿沟所在。因此，如果我们有合适的价值主张，同时有能力有效利用数据，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这样的机构在未来会具有非常高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在日常运营管理中，非营利机构如何应用上述的特点，把自身打造成具有移动互联DNA的机构呢？为了抛砖引玉，我简单列出以下几个可能性。     发动志愿者的充分参与。非营利机构应当努力制定游戏规则，而不是去管理志愿者——应为志愿者清晰界定目标和所给出的资源，而不是尝试操控和指引他们。许多志愿者并不是为了机构而来，而是为了自身追求的梦想和目标而来，他们需要的不是管理和教育，而是参与感和成就感。     寻找免费的替代方案。做一个轻组织，应该是非营利机构的目标。既然移动互联的重点不在于物料，而在于用户和数据，那我们为什么要购置过多的硬件呢？真正让一个机构能够得到沉淀的，是其组织里人才的成长，以及用户忠诚度的提高。所以，在物料和硬件方面，我们应评判这些投入对员工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对满足用户的需求是否有决定性作用。     客户需求驱动。消费者先提出需求，企业再生产产品，这是当今商业市场大势所趋。那么，非营利机构准备好迎接这个趋势了吗？我们的项目设计和实施周期是否足够长到服务对象离开本地社区的时刻？我们的项目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满足随时在变化的用户需求？在设计项目的时候，服务对象应是机构最首要关心的人，其次才是捐款对象和项目领导层。如果我们的服务对象不认可，那么，无论活动设计得多么优秀，善款筹集得再多，也都没法真正转换成社会价值。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6/10/content_9094.htm?div=-1

  杨澜在和学生交流   5月30日，树仁打工子弟小学，阳光艺术大篷车项目正在开展   5月30日，树仁打工子弟小学，杨澜正在看孩子们表演     对话人物     杨澜，作为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对慈善情有独钟，与夫君发起成立阳光文化基金，在流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做得风生水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10年间，她几乎每一年的提案都跟慈善和公益有关。5月30日，在北京石景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树仁小学，阳光文化基金启动艺术大篷车活动现场，新京报记者与之对话，走进她的公益之旅。     谈受助与施助     出国留学得益正大老总白送奖学金     新京报：最开始接触公益是什么时候？     杨澜：我首先是一个受益者。1993年，我还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有一次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见面，他就说，杨澜，我觉得你很有才干，但是你年轻时应该多学习。如果你能考上美国顶尖大学，我们基金会就给你出全额奖学金。     新京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杨澜：我当他在开玩笑，我当时正主持正大综艺节目，要是去读书，节目就没法主持了，就对他说，这可能对您不太好吧。但他说，一个人的成长比节目重要得多。我问他，如果我拿了您企业的奖学金，需要为企业工作吗？他说不需要，我们就是希望给你机会去学习。我挺感动。后来我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就读并获硕士学位。这是我最开始作为受益者的体会。       新京报：受助之后你回国开始反哺社会？     杨澜：从1997年到2005年，我主要是个人参与各种捐赠活动。1997年，我做了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形象大使，去拍山区农村学校。当时，我跟一位母亲聊天，她说希望让女儿去上学，不要一辈子待在大山里。聊着聊着，问起彼此年龄，发现是同年生的。但从旁观者角度看，她比我老十岁。这给我情感上挺大冲击。       新京报：为什么？     杨澜：我觉得，人的生活环境、出生环境没法选择，但因此会有很多不公平，如果他们的孩子能有公平的教育机会，也是他们一生辛劳的梦想出口。       新京报：这埋下了你后来做教育方向基金会的种子？     杨澜：对。我们夫妻的父母都是老师，我们也没什么爹可以拼，如果没有教育和自身努力，不可能有一片天地。所以我相信教育，只有教育的机会能让社会流动起来，让孩子们能有公平的机会创造未来。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机会的平等。       新京报：你此后是否再遇谢国民先生，他怎么看你现在做的事？     杨澜：见到过，我跟他说，我今天做的事很多都源于你当初对我的帮助，他也很欣慰。但他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怎么帮助过我，我觉得这是一种胸怀和态度。       谈公益机构创办         因陈逸飞病逝看到“生命很无常”       新京报：有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基金会？     杨澜：我们创办阳光文化基金会时，想法比较简单，不想等年纪大了才去做公益慈善。当时还有件事情触动我们，我很尊敬的大哥陈逸飞先生突然病逝，病逝前两个月，我们还在谈，应该一起做些文化方面的公益活动。他的突然离世让我看到，他对后事没有做详尽的安排，引起家族里的一些矛盾，从旁观者角度看，我们挺痛心的。后来我对老公说，生命很无常，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再等了。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办基金会的方式？     杨澜：到了2005年，我和先生商量，打算成立基金会。因为我觉得，每次都是大水了捐钱，学校没操场了捐钱，没系统性、连续性，我不太满足于那种遇到灾难就捐的随机慈善行为，想做得系统一点，就在香港申请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这是2006年批准的。2009年，在内地，我们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立阳光文化基金，当时的政策法规让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工作。       新京报：你和丈夫在基金上投了多少钱？会有固定捐助吗？     杨澜：我们每年都会有固定捐助，补充人员和办公费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从基金会成立至今，我们个人直接现金捐赠有数千万元。每年都会捐，且数额不断上升，除保证基金会正常行政开支和运作外，项目中我们也捐了不少钱。具体数额我们不愿高调说，这几年胡润慈善榜一直把我们放上面，但这个数字不准确。       新京报：阳光文化基金是否有过筹款压力？有哪些筹款方式？     杨澜：从来没面临过筹款压力，我们项目需要多少钱，能把多少钱管好，就募集多少钱，这是针对在内地的阳光文化基金运作的方式。除了慈善晚宴，还有定向捐赠。虽然阳光文化基金有公募资格，但实际上没做公募，都有定向捐赠，机构、企业家、社会各界的捐赠。       新京报：为何不用公募资格？     杨澜：是因基金做的项目，我们先做预算，需要多少就筹集多少，不盲目扩大。如果一下子募到很多钱，而项目又没做得很扎实的话，就会变成为了花钱而花钱，不太好。 谈中外慈善 参与和投入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写支票       新京报：你经常接触西方富豪，是否留意过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杨澜：我学到的东西挺多。巴菲特说，做慈善要趁年轻的时候。     洛克菲勒家族的主要传承人告诉我，慈善可以把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死了后孩子们为了争遗产闹得对簿公堂。     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参加慈善活动亲力亲为，给一些贫困家庭盖房时，他和太太就在那里做木匠、搬砖头。他告诉我，做公益慈善，一定要从当地人需求出发，而不是我们的想象出发。 比尔·盖茨的经验是，你做任何慈善都要让被帮助的人能有更多机会参与进来，而且要对他们有完全的尊重。做慈善是在做社会治理的合作伙伴的关系，比如他在做防治非洲疟疾的项目，就需要和当地医疗站、医药公司形成合作关系。     我还和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巴菲特做过深入交流，为了花好父亲留给他的10亿美元公益基金，他和妻子花了近两年去做各种调查，看在什么方面做慈善能获得长期效益，这是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后来他们找到女童作为捐助群体。这种对于慈善的认真态度和学术精神让我印象深刻。       新京报：你们是否尝试引进这些经验，效果如何？     杨澜：这些事例改变了我过去对慈善只是单方面捐赠，只是一方帮助另一方的粗浅看法。做慈善机构和做一个企业一样，要有使命、宗旨，要创造什么价值，有什么战略、人员、步骤等，是非常严谨的事情，不仅是刷自己的存在感，更要看到对社会长期产生的效果。在做艺术教育具体项目时，我和我的团队总是在问，这是孩子们要的吗？不断去发现孩子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而不是做了好事就行了。       新京报：2009年，你们机构参与主办的巴比晚宴当时很轰动。     杨澜：这让很多企业家认识到要把企业管理经验运用到慈善机构的管理和运作上，使它能发挥长效机制。王石后来说这件事给了他非常大的影响。     这次晚宴做了个提醒，让中国先富起来的这批人，认真思考怎么做慈善。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巴菲特说了一句话，给钱不比挣钱容易，甚至还要难。如何聪明地捐赠、有效地捐赠，他讲了很多经验分享。所以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次晚宴为中国慈善领域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此后，全国有两千家，包括企业、家族基金会，有点像雨后春笋一样。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富豪在慈善领域做得如何？     杨澜：我不想用富豪这个词，而是企业家。企业家完全可以把丰富的项目、机构运作经验运用到慈善机构中来提高管理能力和效率。过去富裕阶层大多停留在写支票阶段，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让有管理经验的人把他们的经验运用到慈善机构的管理上，所以参与和投入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写支票。大家都有仁爱之心，但方法值得探讨，比如派发现金的方式，除了在极端条件下，我是不赞成的，对于受捐助人自尊心有伤害，也无法衡量效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财富？     杨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希望通过有创造性的劳动来积累财富。我没想过要做多么有钱的人，只是觉得生活没有太多顾虑就行。财富一定要给人带来自由，让你可以不去做那些为了生存而不情愿的事。财富用得好，不仅能带来自由，而且可以为世界创造价值，把财富变成真正的价值。做公益慈善、创造价值是我特别相信的事情。       谈公益环境     国内公益最大问题是没建起生态系统       新京报：作为政协委员，你曾多次提交和慈善法相关的提案。     杨澜：做政协委员这十年，我几乎每年的提案都跟慈善公益有关。中国慈善法迟迟没有出台，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制约。第一年我做的政协提案就是尽快出台中国慈善法，到了第十年我写的政协提案还是呼吁尽快推出我们的慈善法。现在总算被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的优先考虑项目了。你说十年是快还是慢？       新京报：我觉得慢。你怎么看？     杨澜：我觉得这个进程非常慢，完全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如果没有规矩就无法成方圆，这导致很多在这个领域的认识不一致和一些质疑。如果把规矩定得更加清晰和完善，困扰可以被避免，所以我也在推动，包括学术上的研究。       新京报：国外的公益环境如何，有什么可取之处？     杨澜：做得好的国家由于公民社会发展相对成熟，所以政府和私营部门、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社会治理模式较完善。在国外为什么能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公益组织的成长？是因为政府采购公益组织服务，比如政府竞标社区残疾人服务方面的公益项目，然后每一年政府的经费都通过定向方式给到公益机构，这样公益机构就能有稳定来源。其实这是一个生态系统。       新京报：我国政府也开始采购公益组织社会服务。     杨澜：虽然北京、深圳等尝试在做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但非常不够。北京现在做的领域也很窄，项目分散、零散，不够稳定。很多草根经常涝一年旱一年，资金来源极不稳定，比如遇到一笔资助，今年可以做一笔项目，明年资金没有的话，项目可能被压缩甚至取消。这种大起大落对其品牌口碑、项目可持续能力非常不好。       新京报：那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杨澜：中国公益最大的问题是没建立起生态系统，首先没有规则，第二是不同层面的机构还没发育起来，所以你要看小草就一片小草，要看大树就几棵大树，缺少层次丰富、格局功能、彼此相依靠和连接的生态系统，要么就是同质化竞争，要么就是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而半途而废。       新京报：怎么解决呢？     杨澜：这几年我一直呼吁要建立其中国热带雨林式的慈善。有些机构负责给水，有的机构就是大树，有的则像藤蔓一样附着在大基金会身边，也有自己的成长空间，彼此成为一种生物链。但中国草根机构普遍能力较弱，几乎没有专业背景。当一些大的基金会公开招募竞标一些公共项目时，他们几乎拿不出像样的方案竞标。       谈经历和儿女       得到的东西会比你给予的更多       新京报：做公益让你的人生发生哪些改变？     杨澜：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认识了很多朋友，大家在价值观上的认同，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个领域也让你看到人性好的方面，这让我对世界还是有信心的。有时看很多社会新闻，会觉得人心深不可测，包括刚刚看到有人把6岁孩子从车上扔下，遗弃在弃婴岛，这个时候让你很难对人性有信心，难以去想象。       新京报：在公益方面经历过坎坷吗？     杨澜：会受到一点委屈，但总体上还是能得到很多。       新京报：你得到了什么？     杨澜：在汶川地震后，我倡导在中国儿基会下面设立关注孤残儿童的基金，在地震后第五天我去了灾区，在帐篷里认识一个9岁的男孩子，他背着妹妹从山里走出来走了一天，当时给他矿泉水喝，他说要拿回去给爸爸妈妈喝。他当时跟我说，你不用可怜我们，我们会东山再起的，我觉得真牛耶，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真伟大。这让我对生命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你得到的东西会比你给予的东西更多。 做公益让我更容易快乐了。我发现，当你的个人悲欢喜乐和更大的生命体联系在一起后，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所以我乐在其中，一点都不觉得累。       新京报：你的孩子在多大时开始接触公益，你是怎么引导的？     杨澜：孩子的心是纯净的，愿意去帮助别人，没有几岁不几岁的。他们做很多公益的事情和学校是有关系的，比如在小学会有同学得了白血病什么的，都会自己去捐钱。我的两个孩子都有过这种经历，捐钱时他们都没问我要，而是从自己零花钱里拿。我只是跟他们说，不在于捐多少，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是你的心意就好。他们学校组织捐旧衣服，我就带他们把要捐的衣服都送去洗干净了，折好了装在袋子里恭恭敬敬地送过去。我跟他们说，有机会帮助别人，首先要尊重别人的感受。       新京报：他们有特别有感触的事情吗？     杨澜：像我的女儿，她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去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做志愿者，回来后跟我说，见到的那个姐姐生命特别脆弱，但还在学习，这对她幼小心灵是非常大的震撼。后来她还特意写了一篇作文，这是她主动要写的，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儿子挺喜欢画画，他去一个智障学校教那边的孩子画画，回来就跟我说，他在那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虽然他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但他看他们完全信任自己，觉得自己特别棒。       新京报：你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现在做得如何？     杨澜：我希望他们首先应该是做正直、快乐和大方的人，希望能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真正的爱好和特长。目前看来，他们善良、正直，非常愿意帮助别人，不自私，我为他们骄傲。     来源：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4-06/11/c_126601839.htm

    德鲁克说:“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那么，在公益机构里，到底谁才是机构的管理者，仅是领导人或领导层吗？     在一个现代的组织里，如果一位工作者能够凭借其职位和知识，对该组织负有贡献的责任，因而能实质地影响该组织的经营能力及达成的成果，那么，他就是一位管理者。     从人治到管理，这是组织发展的必然。公益机构的发展会经历“人治”到“团队共治”再到专业管理的不同阶段。在机构的初创期，尤其是草根机构，他们的创始人很可能是领袖式人物，通过类似火车头的作用来带动整个团队，团队的决策和工作思路也基本上服从于这个创始人。但在团队规模有了一定发展后，创始人会开始通过团队共治来管理机构，让内部形成一定的习惯和共同的纲领。当然，这种共治也会基于人情或人脉，所以它需要大量工作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需借助大量活动来吸引更多人的加入。     在我看来，前面这两个阶段，都处于“有力气没脑袋”的状态。原因是，不论人治还是团队共治，领导人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把团队带好，如何管好团队。当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团队成员开始关心“使命愿景”和“有效性”的时候，组织才面临真正的“现代管理”问题。是的，管理，是对有效性的思考——所谓的绩效，不是做好事，也不是把事情做得好，而是把事情做对，即在知道为什么做的前提下，讨论如何做得更有效。     不少NGO的同行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管理的不屑、抵触或是恐惧。有领导者觉得最有效的管理就是自己一声令下、三军得令；也有领导者认为管理就是管制员工，跟非营利组织的文化格格不入，搞不懂也不想花时间做；还有领导者看得到管理的效果，但是不想推行，怕会失去自己的权威。     第一类的领导者，他确实渴望跟同事一起奋斗，但如果太享受这种工作方式，就会把领导者本该做的管理工作搁置在旁，剥夺了同事成长和锻炼的机会；第二类的领导者，以为管理即意味着表格、模板，并没有在这问题上多动脑筋；第三类领导者，只把事情做对为中心，害怕运用管理。因此，我们更应该在机构里面推行管理，避免个人意志和权力欲望对组织使命、组织运作产生灾难性的打击。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必须卓有成效。公益机构若不谈管理，形同于自我放弃。一家草根机构，如果只谈情感、只讲动人故事的话，也许能够在短时间有迅速发展，但未必能够做到可持续地发展，更不要说真正彻底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非营利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如果只认同机构领导人，只沉溺在机构文化和氛围里面，不关注机构使命、客户需求和行为的有效性，那将是可怕的事情，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中国内地的公益慈善领域经常涌现出魅力型的领导或组织文化，他们会引发一阵阵新的潮流和社会关注。但这些魅力型领导的管理工作是否真的做得卓有成效？这不应该是用媒体报道或其个人发表了多少文字来衡量，而应是观察其管理的团队所带来的社会改变和利用资源的有效性。     尽管不排除有天才，但仅依靠人内心动力的机构，资源很快就会枯竭，况且中国公益更需要人人参与的机制，需要更多人能够起到“管理者”的作用。重视管理，是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工作；而仅依靠魅力和个体智慧，只能让所有人都做出平凡的工作。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6/03/content_9054.htm?div=0

    5月29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协办的“投资儿童 放飞梦想——中国儿童福利周（2014）”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在创新中重建现代儿童福利制度——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4》?！侗ǜ妗纷芙崃?013年以来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轨迹，并对2014年的发展了提出政策倡导意见。     过去五年，中国建立了孤儿生活津贴制度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困境儿童，儿童?；ご映冀ㄒ樽呦蚴导市卸?。中国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的发展正展现着普惠型、规范化、社会广泛参与、可操作化的新特征。     但中国儿童福利的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整体来看，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但儿童数量和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单独”政策的变化在短期内给儿童福利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儿童医疗和早期教育还面临很大的政策缺口。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占比和儿科床位分别在5%和6%以下，与儿童16.4%的人口占比不匹配。个人卫生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在总费用中，个人需要负担的比例为34.4%，比1978年的历史水平高出14个百分点。缺乏针对性的规定使得城镇新生儿处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的空白地带，基本医疗对大病患儿的保障力度有限。     《报告》认为，目前，我国全面建设儿童福利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并对2014年的发展提出了倡导建议：建立面向全体困境儿童的分层分类津贴保障制度；多方位加强儿童医疗制度建设，从源头解决弃婴问题；建立国家托底的儿童监护制度和全社会参与的儿童?；せ?；加大财政投入推动早教特教的快速发展；构建儿童福利服务递送体系，推进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     《报告》重点提出，儿童养育津贴制度从孤儿向困境儿童扩展，儿童养育津贴发放对象逐步从孤儿扩展至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父母服刑和重度残疾等困境儿童。我国从2010年开始建立第一个由中央财政支持的孤儿津贴制度，每月给机构内供养孤儿和散居孤儿发放基本生活保障津贴。此后，又将困境儿童生活保障津贴拓展至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2013年有15个地区颁布了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相关的政策，其中少部分省市还对“父母一方感染艾滋病或因艾滋病死亡的儿童”进行生活补助。除了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外，一些地区将发放生活津贴的困境儿童拓展到父母双方失踪、服刑、重度残疾的未成年人，如北京、山东、安徽、天津等。此外，浙江省、陕西省还将生活津贴发放对象扩展至重残重病等自身困境儿童。     此外，民政部欲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2013年年底，民政部表示在对我国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的基础上，要积极争取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内，其中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主要指父母失踪或弃养、父母服刑和父母重度残疾。我国目前有60万多事实无人抚养的“亚孤儿”。分类施保困境儿童救助制度的建立，将成为我国推行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又一重大政策进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强调了基层儿童福利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完善的基层儿童福利体系可以随时发现儿童的基本需求，可以解决事实困境儿童信息取证难的问题，解决困境儿童津贴和服务落实难的问题，还可以反馈福利服务与儿童需求不匹配的问题。由此可见，加速建立适合我国的基层儿童福利体系势在必行。”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6/03/content_9044.htm?div=-1

    中国公益行业发展至今天，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入人心的公益品牌。论机构，从老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到后起之秀如壹基金等，都作为公益行业的标杆被公众所牢记；论项目，从经久不衰的希望工程，到后来的母亲水窖、爱心包裹等，也都成为了公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公益产品。     可以说，中国非营利行业早已进入了品牌化的时代，公益机构及其项目早已开始依靠品牌效应在非营利领域寻找各自的立足之地了。     所以，2014年5月21日下午，当“中国公益基金会品牌建设分享会”在北京举办的时候，不少公益界的小伙伴们是带着一份好心情去现场围观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此次下大力气、把自身机构品牌建设当成一项长期的工作内容来做，是基于外界对南都的认知和南都内部的自我认知在许多点上产生了不一致。     但为何要把机构品牌建设摆到这么高的位置——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13年的理事会上专门为此设立项目，并邀请服务方“心创益传播机构”为他们梳理提炼机构品牌策略——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解释说：“一个基金会仅在公益圈内有口碑是不够的，还要在社会认知度或是品牌影响力上有一定的提高，这是未来公益基金会最需要的。”     当然，所谓“机构品牌”的概念最初也是来自于商业领域。在商海中，一个强大的品牌能够帮助机构获取资金、人力和社会资源，并有利于自身与其它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在非营利领域，一个强大的品牌不但能更快地树立起项目的可信度，从而带来合作伙伴和捐赠方，更能增强机构内部的凝聚力、打造外界信任、提升机构能力和实现社会影响力，这是国际上对于打造非营利品牌的一致看法。     显然，基金会并不是强大机构品牌的唯一需求方，非营利领域内广大的NGO，尤其是在资金、人手、能力等各方面都缺乏的草根公益组织，更加渴望身上有这样一张响当当的“王牌”在身。但它们是否也能从南都的案例中吸取经验，同样花钱借助外部力量来帮助自身提升机构品牌？如果这不是可行的方式，它们又将何去何从？     “第一个阶段是项目的品牌和形象，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入手；第二个阶段是要让大家知道项目是谁做的，用项目品牌带出机构品牌，永远只有项目品牌是不行的；第三个阶段才是机构品牌，到了这个阶段，一个机构做什么项目都能得到普遍认可。”     ——徐永光描述非营利机构品牌发展的三个阶段     拿不出手的机构品牌     “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希望工程’的品牌可能是它的生命……”在5月2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举办的机构品牌建设分享会上，他们的理事长徐永光用的却是青基会“希望工程”的例子给大家开场。     当然，一方面当年亲手创办家喻户晓的“希望工程”，徐永光对这块招牌的树立过程肯定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另一方面，这也立刻折射出目前中国非营利领域的现状：公认的成熟机构品牌仍然是屈指可数的大型基金会，而且即便位居此列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多少被“希望工程”这块大金匾的光芒抢去不少风头。     “在中国，机构品牌建设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几个比较大的基金会做得很好。”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彭燕妮掰着指头向《公益时报》记者数了几家机构。     徐永光也觉得，除了那些叫得响的基金会外，非营利领域再拿不出几个像样的品牌，他表示，公众对公益的怀疑和不信任阻碍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他还认为，公益机构品牌建设的需求也源于资助方，他说：“现在资助者选择公益产品都要货比三家，面对这种公益市场化的趋势，建立机构品牌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是对于整个公益行业来说，大家还没有把这个提升到很重要的位置。”彭燕妮还补充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她说，“大家对机构品牌的认识可能还集中在筹款上，忽略了机构内部建设也需要品牌。”     “如果将品牌人格化，南都给外界的形象是男是女，年龄多大，什么体貌特征？”早在2011年，南都发起过这样的一次内部讨论，这是南都最早的一次关于自身机构品牌形象的思索。当时，南都已经经历了三四年的初创期，开始开展一些新的项目，以“银杏计划”首当其冲，旗帜鲜明地将资助对象定为年轻人，但这引来了外界对南都印象的困惑。     由于从创立之初就将自身使命定位推动行业成长，于是在此之前，南都给外界的形象感觉“好像是更加年长一些的，但银杏计划的风格却显得比较活泼”。这为南都内部的执行造成了困扰，员工突然对与外界沟通时的用语和行事风格拿捏不准了。“还比方说，我们认为自己很创新，但外界却不这么认为。”彭燕妮补充道。     由此出发，南都形成了品牌建设的需求，希望以此能够指导员工的日常工作，并能协调项目之间的关系。2013年初，这一议题在南都理事会被提出，后又邀请“心创益”加盟。2013年7月5日，品牌建设工作在南都正式启动。      基金会摸石头过河     既然明确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也用专门的资金引来了专业力量加盟，何况后者引用的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品牌IDEA理论——一项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的非营利领域研究成果，那么，基金会的品牌建设之路就应该水到渠成了吧？     和对非营利领域众多问题给出的答案一样：没那么简单。由于与商业领域的品牌建设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非营利机构的品牌建设丝毫不能从中借鉴，并且，面对不同的机构，处理的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几乎没有模板可言，反而只能，也必须，提供定制化服务。     在来南都之前，彭燕妮曾服务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那里，其实就采用的是一套贴近商业公司的机构品牌管理办法。“在商业公司，这方面的管理就比较死板，员工跟着行为手册执行就行了，而且可能细到打电话用语要怎么说。”彭燕妮对营利与非营利机构在机构品牌问题上的差别深有感触，“非营利机构则非常强调民主，即每一个人的参与。非营利机构的每个员工有很强的主观意愿，所以在这里非常强调价值观的认同。但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加入的时间也不一样，要达成共识还真不容易。”而这也成了南都在这项工作中的最大挑战，回首机构品牌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后的最初几个月，简直是一场折磨。 “心创益”给南都做的首先是信息采集，因为要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这个采集阶段通过电话、面谈和问卷的方式，一共100多人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南都所有的员工、理事、合作伙伴、所资助的草根机构、公益界同行等。将近3个月后，所有员工又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共同找出机构内外认知不一致的地方。直至2013年11月左右，南都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机构品牌策略报告。     作为报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南都为自身品牌的核心内涵找到了最清晰的定义：民间立场、专业素养、创业家精神。并且，南都在品牌传播策略中将更加注重向外的传播。“现在公益行业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非常小，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政府、企业的支持，并让普通大众更多地参与，这就要求我们走出这个行业，向更宽更广的范围去传播。”彭燕妮说。     此外，今年春节过后，南都还形成了一份品牌白皮书，对机构内部的具体运作细节、每个员工如何更好地传递品牌内涵都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中国公益基金会品牌建设分享会现场各个机构分享了对品牌建设的理解   与企业类似，社会组织内部也需要通过团队建设增强凝聚力        以大面积民主讨论的方式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品牌内涵、传播策略和白皮书，这基本上概括了南都机构品牌建设的初期过程，但这个好不容易摸索出来的模式却不一定能照搬到其他基金会。     时下，“心创益”与青基会在此方面的合作也已悄然开始，在双方最初的沟通阶段，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就询问过“心创益”要采用什么样的模型或工具。“我们只能跟他讲一个大概的思路，但是具体落地，每个组织都不一样，所以不会有具体的模型可参考。”“心创益”创始人兼总裁戴亚楠如实地说，“当时我们回答，我们就是在探索。”     戴亚楠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由于非营利机构品牌建设在中国没有什么先例可以参考，所以，即使将来有模型，也要等到自身“有一定的案例积累以及对整个行业有足够了解的时候。现在我们在理念上遵循品牌IDEA理论，但在具体的沟通和理念呈现的方式上，则更多需要内部沟通，需要该机构内部人的认同，也就是要用他们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表达”。     这样的理念在涂猛看来，也是特别对的，所以青基会选择了和“心创益”一起共同探索适合自己的工作模式。      非营利机构需求市场化？     在非营利机构品牌建设方面，“心创益”的确走在众人前面。2011年底，其创始人戴亚楠和武萍创办这家社会企业，初衷就是为非营利机构进行品牌传播。     “2012年初，我们在国内做了一个小型网络调研，发现有85%以上参与调研的非营利机构都没有从事品牌或传播相关的工作人员，甚至连担负这部分职责的志愿者也没有，大家都在埋头做项目。”在此前一次采访中，戴亚楠曾将这样的调查发现向《公益时报》分享。     从创办至今，“心创益”举办了各种围绕“非营利机构品牌”的沙龙、分享会和研讨会，目的就是向参会者分享非营利机构品牌传播的基本知识、案例和经验。而戴亚楠本身就拥有15年商业及非营利品牌传播的经验，“心创益”的合伙人及顾问也都在相关领域浸淫多年。     作为一家专注非营利品牌传播的社会企业，“心创益”在刚成立的这两年多时间内，开支收入基本持平，这显示出了客户极大的认同，反映出了非营利领域对于机构品牌建设的需求程度。     而在上海，也有一家名为索益公益文化发展中心的年轻机构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就在上周日，他们才度过了机构三周年的庆祝日。在过去几年中，上海索益帮助上海地区的多家基金会提供了围绕机构品牌传播的相关工作。     其机构理事长李磊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现在有10%的基金会相对重视机构品牌的建设，而在NGO中也有不少机构关注这一议题，但他们通常只把机构品牌和筹款挂钩。”     “其实，在筹款之外，机构品牌在多方面对NGO都能起到切实的作用，比如说人才招聘等。”对于NGO，李磊点出了机构品牌的重要性，“如今在NGO中，差异化竞争很重要。如果NGO能将自身品牌的细分定位准确地向外界传播，就不难在非营利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李磊说，现在上海索益的目标有二：一是与大型基金会合作，让他们在协助NGO品牌树立上产生实际效应，推动整个行业对品牌建设的信心；二是对NGO的一线传播人员进行培训，逐渐形成岗位准则和评估标准，以此推动NGO管理层的观点转变。     “如今，公众对公益机构特别不理解。这也需要公益机构抱团，形成行业标准，梳理出我们行业内部的品牌标杆，为整个非营利领域背书。”李磊说道。     而在上周六，《公益时报》记者在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举办的一期新公益领导力发展研修班的沙龙上见到了该中心创始人、主任翟雁，她向记者表示，这个研修班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公益机构领导人对品牌建设的意识，让他们所领导的机构能更多地面对公众，而不仅仅为资方负责。     草根NGO的路最不好走     翟雁表示，创办这个研修班还有另两个目的，首先是凝聚公益领导力，让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在这里形成网络、结成合作关系，第二是为他们提供培训、咨询、技术服务等各方面的能力建设支持，而参与研修班的学员通常对这两点理念也非常迅速地形成共鸣。但一谈到品牌建设，大家对此的意识程度就很不一致了。     翟雁认为，其实这与NGO，尤其是草根NGO的普遍情况有直接的联系。“很多时候，不是草根NGO不需要机构品牌，而是没有能力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她分析其中原因，“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他们的精力分配。另外，坦率地说，草根NGO的从业人员不具备这方面的专长，所以也不可能去想到在机构品牌建设上有什么样的需要。”     对此，“拜客广州”的创始人、总干事陈嘉俊深有感触。从2010年初开始，拜客广州通过“给市长送自行车”“约市长骑自行车”“与省委书记同游绿道”等一系列与自行车骑行有关的活动，在广州市民心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但其实拜客广州在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做品牌建设，连想也没想过。”陈嘉俊对《公益时报》记者回忆，“一是我们主要以行动为导向，二是我们确实也不懂什么是品牌建设。”     与众多知名的草根NGO一样，拜客广州是在不断的行动当中获得公众的认知，从而发展壮大的。但陈嘉俊也慢慢发现，公众对拜客广州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不一致的，不同的资助方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拜客广州，这其中包括环保、低碳、青年活动、可持续交通等等。     但其实拜客广州希望公众理解的是“自行车友好”，而不仅仅是“自行车”本身。“不然，我们和自行车俱乐部、自行车广告策划公司有什么差别。”陈嘉俊说道，“我们希望通过引导骑行者的权利觉醒，参与到城市交通规划、建设和路权分配当中，并最终让广州这个城市对自行车变得更加友善——一个对单车友善的城市，其运作模式将会更加可持续、更低碳。”     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拜客广州肯定不会找一个外部机构来帮助自身做品牌建设，他觉得，“拜客广州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融入了品牌建设”。经过4年的努力，陈嘉俊认为拜客广州已经将机构品牌建设有所深化，他说：“现在微博上的网友只要遇到跟自行车骑行权益相关的事情，就会转发给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将公众认知从‘自行车’上升到‘自行车权益’了。”     翟雁表示，其实把机构品牌建设这件事放到自己身上来看，惠泽人也走过了极为类似的道路，她说：“惠泽人成立后的最初三年，我对机构品牌也没有任何概念，一心扑在第一线做事；后面的六七年，在理事会的引导下，我理解了领导人之于机构品牌的重要性，开始依靠个人、依靠项目，为机构品牌打下基??；真正开始做组织化机构品牌建设，也只是这一年多来的事。”     她说，组织化建设也能让许多NGO摆脱对创始人的依赖，也只有这样，非营利组织的品牌建设才算驶上正规。“但这不等于草根NGO的机构品牌建设就有捷径可循，这三个阶段是所有草根NGO的必经之路。”     然而，也正如专家刘佑平所说，更重要的是，“今天，非营利机构决策者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虽然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本身不是市场行为，但是我们必须向市场学习，认同市场生活的法则：品牌决胜。而且，从事公益事业、生产社会产品，必须更加具有品牌意识，因为我们的项目和产品，是公共性的、公益性的，是为公众服务的，必须比一般的商业产品更加透明、更加具有公信力，才能为广大的公民认同、信赖，赢得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参与。当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领域的品牌建设与发展赶超市场经济领域，才是曰社会和谐”。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5/27/node_8.htm

      刚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对2013年的总结中有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初见成效的结论。既然提出“问责化”的概念，也就意味着其性质或状态初见成效，但是否如此呢，大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首先，谁问责。在过去一年中，如果非说成是“问责”的话，无非是社会对公益的质疑声又大了一些，不然也就不存在成效一说了。一般来讲，问责者一定是具有权利和义务者——有权利问责公益，也一定有义务践行公益，否则权利义务就不一致了。践行公益就是要秉承公义、公理、公德、公利、公心、公正等，反正得和“公”有关，否则和公益不沾边儿。就算其有足够的方法和渠道，但问的出发点、可靠性、目的性也需考证。如果把一切不同声音、怀疑甚至是谩骂诽谤的内容都算作问责内容的话，是否和公益的距离远了些？是否混淆了公益捐赠人、受益人、业务主管部门、注册登记部门、独立第三方审计部门、依据事实进行质询的媒体公民等真正问责的界限呢？对“问责”者的动机、资格、内容、方式、影响、实效应该有一个理性、科学、公正的判定。     第二，问谁责。问责制度的前提，是被问责者拥有清晰的权责，也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纵观过去一年人声鼎沸的对公益组织及个人的“问责”浪潮，可谓问责者舍身取义，被问责者气壮山河。但纷争阵阵，无一结果。原因是问责者问错内容、找错对象，被问责者主体不清、没人担责。细抠条文，被问责者可说成既没违法又没违规，处之坦然。即使按照高自律标准，被问责者也只需稍致歉意则已，无伤大雅。问的是谁模棱两可，谁该被问一头雾水。     第三，责问谁。问责者界限、规则、指向不明确不科学，被问责者可以脱清，那公益之责问谁呀，“问责化”怎么见成效呀。     先明责而后问。慈善法迟迟不出，公益法规七拼八凑，各地改革频出，全国统改未见，名不正则言不顺，法不立必责不清，责不明拿谁发问？先明问而后言。问者总该有问的依据，云山雾罩、道听途说、狐疑揣测、信口开河，这和问责有关系吗，能问出结果吗？责必问其当，言必符其问。     最后，问责化。问责化当然好，是公益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既不可操之过急、高兴太早，也不要无病呻吟，为添新词强说愁。在公益事业方兴未艾之际，问责当须提倡，建设首当其冲。着急的不是谁该诘问谁该被问，而是大家一起发起建设之问，实践公益之责，完善真正公益意义上的问责化，而不是杂乱无章的“问责化”。     问责化有待共建，问责化路漫漫。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5/27/content_9011.htm?div=0